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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这是7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的见闻。他所说的“高等学府”，正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中共中央率红军到达陕北后，为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决定恢复和发展红军学校。193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同时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罗瑞卿等人为委员的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

　　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以下简称“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宣告成立。抗日红军大学共设3科：第1科（高级科）主要培训军、师两级干部；第2科（上级科）主要训练团、营两级干部；第3科（普通科），又称附属步兵学校，主要培训连、排级干部。第1期共招收学员1063人，学制为6个月。

　　领导关怀，科学施教。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非常关心抗日红军大学的建设与教学工作。毛泽东亲自为学员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哲学和军事课程。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红军高级指挥员，都到抗日红军大学授课。

　　针对第3科学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毛泽东专门致信校领导，指出应加强对第3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读报等能力的养成），将其作为“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抗日红军大学修改第3科的教学计划，充分体现文化与军事、政治并重的原则，第2科也适当增加文化课。经过数月努力，基本扫除了文盲和半文盲，学员整体文化素质明显提升。

　　艰苦创业，勤俭建校。1936年7月初，因国民党军进攻瓦窑堡，抗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机关迁驻保安县城附近。这是一座偏僻小县，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学员上课、住宿成了问题。为尽快建好校舍，抗日红军大学全体教职学员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己动手搞卫生、清理校舍、修路。他们将窑顶剥落的石渣清除掉，把窑洞内的柴草羊粪清扫干净，在窑洞口用石块垒上墙和门洞，再买来一些木料做成门，打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还在窑洞之间平整好道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以窑洞为课堂和寝室，以石头砖块为桌椅和床铺，以石壁为黑板的大学校舍就这样落成了。

　　生活虽然艰苦，但学员们学习十分用功。大家努力克服困难，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甚至有些讲义纸张，用的是敌人飞机撒下的传单。由于窑洞里光线不足，白天时，学员们在外面看书。到了夜晚，学员们便在油灯或烛光下，捧着书本啃得津津有味。艰苦的环境没能阻挡学员们求学的脚步，反而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使他们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面对一切挑战。

　　增强力量，准备抗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科、上级科等共1200余人及红二方面军随营学校并入抗日红军大学，扩大了办学规模。

　　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抗日救亡形势迅速发展。为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组织领导力量，抗日红军大学第1期学员（不含第3科）提前于12月25日在保安毕业，奔赴红军各部队。随后，其余学员全部毕业。抗日红军大学第1期的毕业生，为部队充实了大批高素质的军政干部，仅分配给陕南红74师的团以下干部就多达64名。

　　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于1937年1月19日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21日，党中央审时度势，向全国各地发布招生布告，号召凡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不良嗜好和暗疾的热血青年投考“抗大”。从此，“抗大”就像一块大磁铁，把大批革命青年、抗日志士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异国他乡吸引到宝塔山下，寻求抗日救国之真理，探索民族解放之道路。

　　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这里先后走出的大批学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承担重任，成为党和国家、军队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