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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金任上一共捞了2000亿，但是最后把他查个底朝天，也就查出来50亿多一点。但是在老金任期内，哪怕韩国的大头兵都时不时收到各种各样的大红包，甚至退役后也有大量补贴。文兵长正是靠着全小将发的红包追到了老婆，脱产过了法考。但是不管法官怎么问，老金只承认自己捞钱，别的只字不提。全斗焕在任期还弄了无数的肉票，法官都懵了，问他一个人弄这么多肉干什么？后来老金被问烦了，“我自己吃了不行吗？”但此时的韩国军队伙食史无前例的好，顿顿有肉。光州事件那么大的锅，老金完全可以施压让别人下令，但是他绕过了所有人，亲自下令镇压，最后在法庭上也大方承认，“没有人给我出谋划策，完全是我一个人的命令”。有福同享，有难独当，这就是老金得人心的底气。试问，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你会拿枪指着他吗？

　　从12月3日晚间尹锡悦宣布戒严令，再到12月4日韩国国会全票否决戒严令，一场持续了6个小时的政变暂时落下帷幕，目前只剩下尹锡悦的结局未定。可他的政变为什么会失败？和44年前的韩国经验对比，他缺了什么东西？

　　纵观历史，韩国上一次宣布戒严令还是在44年前的“光州事件”里。当时掌握韩国政坛实权的全斗焕为了当上总统，出重拳平息光州的“民主化运动”，不光派出部队，甚至还对平民动用了喷火器，最后成功用武力镇压了这次运动。尹锡悦的行动和全斗焕相比可谓处处漏风，而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尹锡悦没有殊死一搏的勇气。军事政变这种事又不是过家家，开弓没有回头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而尹锡悦本次行动突出一个犹豫不决、给自己留下后手。考虑到戒严令的目标是韩国国会，那尹锡悦就应该在发布戒严令的同时，逮捕国会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党首李在明，不能给李在明发声的机会，同时国会里其他强力派也要抓起来。就像当年全斗焕先把陆军参谋总长兼戒严司令官郑升和抓起来那样。

　　而且在包围国会这件事上，尹锡悦下的手也不够重。来国会执行戒严令的707特战团不敢动用防爆武器，催泪瓦斯、辣椒水等装备一概没用，反倒是和前来抗议示威的议员以及民众互相推搡，进而给了李在明翻墙进入国会的机会。

　　其次，他基本上没能调动军队。封堵国会的部队，目前已经知道的只有一小股空输部队，外围还有一些警察，从人数上来讲就没多少。作为对比，韩国最成功的政变——全斗焕1979年发起的双十二政变，出动的部队有1个朝韩前线个旅团，在人数上就形成了碾压。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尹锡悦这次戒严令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行动之前的12月2日，韩国民调机构做出统计，数据显示尹锡悦施政好评率为25%，差评率达71%，这说明他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差到了一定程度。作为对比，全斗焕无论是双十二政变还是镇压光州时，他在韩国民众眼中的形象还算是比较受欢迎的，而且在采取行动时又发动了媒体机器攻击光州民众，混淆了外界的视线。

　　而且，当时韩国上层支持全斗焕的势力不可谓不多，韩国军方、政府内朴正熙派系的政客以及许多大财阀，都站在全斗焕这边。反观尹锡悦，在经历多轮丑闻之后，其本人不说“众叛亲离”，也算接近孤家寡人，本人的名声几乎到了政界和民间都臭不可闻的程度。根本没有多少派系愿意站在尹锡悦这边。

　　以上是本次尹锡悦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他既然能担任总统，而且又是韩国这个有着丰富政变经验的国家的总统，按理来说不至于搞出来这样一场闹剧，恐怕也只能用“一夜孤行惑古今”来形容过去24小时发声的事情了。

　　尹锡悦政变，遭遇惨败。可以说，他的政治生涯已经提前宣告结束了。可为什么尹锡悦会惨败？45年前，全斗焕发动“首尔之春”，他是怎么成功的？今天，一林就跟大家聊一聊，“我的名字全斗焕，打得人民直叫唤”，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生？

　　从出身来讲，全斗焕属于典型的底层青年。1931年，他出生于朝鲜庆尚南道的一户农民家庭，父母都是种地的。但他的父亲呢，名叫全祥佑，跟普通农民有点不太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是，他父亲是村长。虽然村长谈不上是干部，但全斗焕好歹也算是一个村二代了。但村二代的身份，终究是太底层了。当时的朝鲜，还处于日占时期。在日本人的搜刮压迫之下，全斗焕从小就过得很清苦，贫穷。

　　第二个不一样则是，全祥佑是一个勇猛刚烈的村长。因为不愿意看着村民遭受日本人的压迫，一怒之下，就把一个日本巡查部长推下山摔死了。这种勇猛刚烈的性格，也传到了全斗焕的血脉里。因此呢，全斗焕从小就不是善茬。他不是那种安分守己的少年。在和平时代，全斗焕顶多就是一个卖鱼的高启强了。但生于战乱时代，这种勇猛刚烈的个性，反而塑造了全斗焕敢打敢拼，敢作敢为的强大魄力。

　　可杀了日本人，全斗焕一家也被迫流亡。去了哪里呢？逃去了中国东北的吉林省。要是全斗焕一家，就此安定下来，那他很可能加入中国东北抗联，成为一名英勇的朝鲜族战士。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甚至可能进入北朝鲜。可就在这时，全斗焕迎来了第一个命运的转折点。一把大火，烧毁了他在吉林的家。

　　没办法，为了讨生活，全斗焕一家被迫搬回了朝鲜，重新定居于大邱。这时，全斗焕已经上高中了。抗日战争结束了，可朝鲜战争却爆发了。全斗焕这人不爱读书，天生就喜欢打架斗狠。听说北边的一代目打过来了，韩军全线撤退，一路都是逃兵败将。为了阻挡北方军，韩军大量征召学生兵，去当填线炮灰。可全斗焕呢？丝毫不怕，反而觉得，自己参军报国的机会来了。

　　别的韩国高中生，都是躲起来，避免被抓壮丁，而全斗焕却主动写了参军申请表。要是他去了，大概率就战死了。因为根据战后统计，全斗焕报名的那一批学生军，几乎全军覆没。可这时候，母爱就在冥冥之中，保护了全斗焕。就像无数个坏孩子一样，身后总有一个母亲拉一把。全斗焕的母亲发现了他的参军报名表，一把火烧掉了。吉林的那一把火，让全斗焕重返朝鲜半岛，而他母亲的这一把火，则救了他一命。

　　没上得了前线，全斗焕却考上了军校。关于考军校这个事，全斗焕特别地幸运。他第一次没考上，却在补考中，以全校倒数第二的成绩，考上韩国陆军士官学校。这就相当于韩国版的“黄埔军校”了，像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等，全都毕业于这所军校。

　　在这里，全斗焕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但你要知道，能考入这所军校的，都是人中龙凤。在这所军校里当校长的，就更是军中大佬了。正是在这所军校里，全斗焕干成了两件人生大事：

　　第一件事，迎娶校长李圭东的女儿。成了校长女婿，全斗焕的军旅生涯，进入第一个开挂阶段。他在岳父的帮助下，先当排长，再升中尉，进入韩国特种部队后，就被送到美国特训。可以说，李圭东为全斗焕登上权力巅峰，打下了根基。

　　第二件事，则是创立了“五星会”。为什么叫“五星会”呢？因为崇拜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他们都想成为麦克阿瑟一样的五星上将。这个“五星会”，既是同乡会，也代表他们年轻时的梦想。后来，全斗焕发动政变，核心班底就是来自于“五星会”。

　　光靠老丈人，全斗焕还走不上人生巅峰。真正把全斗焕推上权力之巅的，是朴正熙。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一举夺取总统之位，可全斗焕却没有被纳入政变的核心圈子。这就意味着，朴正熙根本没把全斗焕当做自己人。可全斗焕是怎么抓住机会的呢？这时，全斗焕就充分发挥了他果断而勇武的性格优势。

　　为了抱上朴正熙这条大腿，他直接在韩国陆军士官学校，软禁了新校长姜英勋中将。紧接着，他率领800多名“五星会”成员，全部穿上礼服，到首尔市区游行，公开站队，支持朴正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全斗焕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在人生的很多时候，选择都要大于努力。在朴正熙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全斗焕站了出来。他把“五星会”，改名为“一心会”，寓意着“一心一意，辅佐朴正熙”。但它也有另一层意思，即：“兄弟齐心，万众一心。”

　　在得到朴正熙的赏识后，全斗焕迈入人生开挂的第二阶段。年仅42岁的全斗焕，被任命为准将。他是韩国战后，第一个没有经历过战火而出道的将领，也被称为“全小将”。这个小，是指他年龄小，资历小。但并不代表，全斗焕能力小。由于当时韩军普遍存在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的状况。一大批韩国中下级军官，晋升无门，仕途受阻。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这天下的捷径，岂是为寒门而开？”

　　全斗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禁锢，而是奉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原则。为了笼络人心，拉帮结派，全斗焕自己一上去，跟着他后面的兄弟们，也都鸡犬升天。逢年过节，全斗焕不收属下的礼品，反而对基层士兵发红包，人人有份，一个不少。在那个韩军士兵苦哈哈的年代，全斗焕成了散财童子，专门给基层送温暖。这就为他政变夺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朴正熙被刺杀后，全斗焕发动“首尔之春”，一次性调动了韩国最精锐的空输第1、第3、第5旅团，还有第1军团第 5步兵师、第2机甲旅、第30步兵师，共计1.5万人，坦克、装甲车上百辆。全斗焕一声令下，全军出击，没有一个犹豫的。为什么这些士兵愿意为他卖命？根源就在于，跟着大哥有肉吃。他们只认全斗焕，而不认韩国总统崔圭夏。

　　那尹锡悦是怎么对待士兵的呢？削减士兵伙食费，连个好菜好饭都舍不得给，哪个士兵愿意为他卖命？

　　在全斗焕的苦心经营下，他手底下的“一心会”，更是成为了夺权的中坚力量。这个团体，有上层建筑，有中层指挥，还有下层士兵。全斗焕说对谁开枪，就对谁开枪。在光州，爆发了反对全斗焕的大规模抗议游行。全斗焕是怎么应对的呢？直接武装镇压，对光州百姓来了一场无差别自由搏击。唯一的差别在于，光州百姓手无寸铁，而全斗焕的士兵全副武装，机枪扫射，造成6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全斗焕，对内拉拢施恩，对外血腥镇压，两手抓，两手硬。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反对全斗焕了。1980年，全斗焕以一票弃权，登上韩国总统的宝座。这一票，恰恰就是他自己，没有投给自己。那登上总统之位的全斗焕，是不是就是个人渣呢？还真不是。全斗焕破坏了韩国民主进程，却对韩国经济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一是，打造了全民医保、设立最低工资等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强力弹压韩国财阀的同时，支持韩国财阀吞并中小企业，以垄断集团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打开国际市场。三是，举办了亚运会，奥运会，韩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

　　但经济越发达，民众就越反对独裁。全斗焕一看形势不对，为了自保，就扶持了自己的兄弟卢泰愚，接任韩国总统之位。可当卢泰愚卸任时，针对全斗焕的全面清算，也就压不住了。全斗焕、卢泰愚这对好基友，双双被送上法庭。但在审判时， 头发花白的全斗焕，却突然拉住了卢泰愚的手。这一刻，全斗焕与卢泰愚的兄弟情，一瞬间就升华了。

　　两人一起上军校，一起创立“五星会”，一起支持朴正熙，一起发动“首尔之春”。就连总统的宝座，两兄弟也轮流坐上去了，最后，还手拉着手，一起上了法庭。

　　对韩国人而言，全斗焕不是一个好总统。但对卢泰愚而言，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兄弟。

　　全斗焕1931年3月6日生于今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的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9月从韩国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以少尉身份入伍，曾两次派赴美国接受军事培训。1961年五一六军事政变时，全斗焕积极支持朴正熙，成为朴正熙的亲信，先后担任中央情报部人事课长、第一空降兵副团长、首都警备司令部第30警备营任中校营长、陆军参谋长首席副官、陆军第9师第29团团长、特战司令部第1空降旅旅长、总统警护室作战助理次长、第1步兵师师长、国军保安司令部司令官等职。

　　1979年10月26日晚，全斗焕在汉城陆军保安司令部接到国防部长卢载铉的电话，要他不换装即前往陆军本部地下室听候调遣。

　　当全斗焕出现在“应急室”门口时，卢载铉连忙转身几步走来一把拉住他说：“你来得正好。”接着耳语道，“朴大总统遇刺已身亡。郑总长（郑升和陆军参谋总长）也在找你，他有事安排。”

　　听说朴正熙遇刺身亡，全斗焕眼前一片漆黑。他还想不了那么多，立刻转身去总长室接受任务。半路遇到首都警备司令官全成珏，全斗焕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全成珏答：“大总统遇刺，已过世。”“谁干的？”“不知道。”全成珏说话时眼睛瞪着总长办公室，向他使了个意味深长的眼色。全斗焕轻声说：“回头我找你。”说毕，进了总长办公室。

　　正在和陆军参谋次长李熹性说话的郑升和见到一身戎装、几乎是闯了进来的全斗焕时，不觉一愣，连忙转过身来把他拉到一边轻声告诉他：“金桂元秘书长报告说金载圭是刺杀大总统的人犯。我计划让宪兵逮捕他，然后把人犯移交保安司令部，你们负责接收。要注意不可任意随便处置人犯。”

　　离开总长室后，全斗焕并未立即执行郑升和的命令，而是立刻找到全成珏等军内嫡系。了解到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之后，全斗焕又通过汉城地区军医院负责人确认了总统已经死去。他当机立断，当晚背着郑升和，召集自己的嫡系全成珏，第9师师长卢泰愚、26师师长裴贞道以及特战队负责人等在保安司令部开会。全斗焕介绍、分析了情况之后，众人一致认为朴大总统被刺之事，情况复杂，除中央情报部之外，军内很可能有人参与其事。于是决定在陆军本部另立一“临时指挥所”，意在直接监视军内高层如郑升和等人的动向。

　　朴正熙的被杀，对全斗焕个人是沉重的打击。回忆起自“5·16”以来朴正熙一贯对自己的呵护栽培，全斗焕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向来把朴正熙看作军人的楷模和最高典范，认为韩国只有在朴大总统的坚强领导下才能继续繁荣昌盛。如今他被残酷地谋杀了，国家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他心里对金载圭作了一番尽情的诅咒，忽又想到军内与金载圭亲近的一班人。这些人平素尽和美国人套近乎，在国内政策方面与朴大总统唱对台戏，空谈什么“在韩国促进政治自由化进程”这些人都是吃美国奶的孩子，韩国人的事情，怎么能按美国人的意思办?要都按美国人的意思办，韩国18年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吗？联系到朴大总统的死，他觉得这些唯美国人之命是听的人一个个都有罪责。他又想到最近美国驻韩国大使格莱斯廷的一次谈话。格莱斯廷说，“和美国对话的不是崔圭夏，也不卢载铉，而是郑升和司令。”想到此处，全斗焕恨得牙根痒痒，恨恨地说了一句：“你脱不掉干系！”

　　随着朴正熙的去世，韩国出现权力真空。朝野政客莫不争相出马为抢政夺权作紧锣密鼓的准备。此时，已由军事管制司令郑升和陆军参谋总长任命为“合同搜查本部长官”的全斗焕，一边利用手中的大权在军内进行紧张的侦讯工作，一边冷眼注视着政坛掀起的夺权风潮。在军内，他主动出击；对政坛，他静观待变。他最清楚，好戏还刚开锣，高潮尚在后面，现在要做的只是酝酿情绪，等待那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时刻的来临。

　　金钟铋是朴正熙的侄女婿，1926年生于忠清南道扶余镇，1948年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毕业。“5·16”政变中，他是朴正熙的左右膀，亲身创建韩国中央情报部并任首任部长。1963年，根据朴正熙的“还政于民”许诺的需要，脱离情报部组织民主共和党，自任主席。1970年，任该党总裁朴正熙的首席常任顾问。1971年至1973年任该党副总裁。1971年至1975年任韩国国务总理。1975年以前，他是公认的朴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朴正熙的当然接班人。1975年，朴正熙因听到某些美国、日本政界人士对自己表示不满，而对金钟铋则赞不绝口，有的还提出让金钟铋取代自己。朴正熙因此对他心生芥蒂，竟于1975年年底不顾多年的同志加亲戚关系，一脚将他踢出政坛。

　　1979年11月10日，代总统崔圭夏发表了关于时局的“特别谈话”，宣布将依新宪法进行总统选举。执政党决心不让在野党染指总统宝座，11月12日便一致抬出元老金钟铋作总裁，准备参加选举。

　　岂料金钟铋一出山，韩国各届竞抛起一场“彻底摧毁朴正熙维新独裁体制”的斗争浪潮。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国民团结，应以全面废除朴正熙的“维新体制”开始，独裁政权的支柱民主共和党，“维新会和”统一主体国民会议”应立即自行解散；“维新体制”的余孽。

　　三)、严厉惩办金钟铋（民主党总裁）、李厚洛（前中央情报部部长）、白斗镇（国会议长）、县滋春（内务部长官）、金致烈（法务部长官）、金圣镇（文化公报部长官）、李哲承(前任新民党总裁——妥协派的代表人物）、郑周永（靠朴正熙大发横财的新兴财团头子）等人。

　　以上目标的提出，得到全社会更广泛的呼应。在强人压力面前，金钟铋只好退出过渡总统的竞选。他虽空忙一场，但在后来军内两派格斗中，扮演了极重要的幕后角色。

　　金钟铋虽退出竞选，让位于崔圭夏，但他为后者参加总统竟选做了组织准备。崔圭夏作为代理总统，利用他现有的职位，在施政过程中，巧妙地应付了内外压力。例如，他释放了两名反对党的高级人物，此举博得了不少在野民主人士的好评。

　　军内发生的事情更叫人不自在。前些日子郑升和还只是鼓噪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政治改革，可是近日他悄不言声地在军内也动作起来了。他先将汉城城防司令全成珏中将就给他革职了，安插上了他的亲信张泰阮，他那一伙的郑柄宙当了空降特种作战部队的司令，他甚至让金载圭的亲信李建永掌管第三集团军，统帅四个军十三个师的前线部队。他们究竟要干嘛？

　　全斗焕想到了军内与自己情同手足的卢泰愚、裴卢道等士官学校十一期同学，他们都是“一心会”的骨干。想到卢泰愚，他简直觉得自己多长了一个脑袋。还有士官学校第八期金钟铋那一拨人。别看他郑升和是总长，他下令还得我们那些拥有师一级实权的弟兄们来执行，到时看是你硬还是我硬。

　　要说与那班亲美的“稳健派”较量，全斗焕是不怵的，因为朴大总统在世时，早已把“一心会”的铁哥们团结成一只拳头上的五个指头。这个，想必那班稳健派不是太清楚的。说实在的，金载圭说他的谋杀行动纯粹是个人行为，恐怕有道理。如果他事前搞串连、倘组织，我的弟兄们总会有人知道的。

　　全斗焕的思绪又转向了郑升和。反正金载圭的谋杀行动与你有干系，只是证据还不很充分，让你嚣张，收拾你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到时你和你的那一伙也得给我上军事法庭。

　　就在郑升和的秘书李在千由会客厅走进副官室的瞬间，接连向了几枪。几乎同时，两位“保安司”的少校抢上前来，一边一个挟住郑升和往外就走。郑升和高喊：“停止射击！”话未落音便见一大汉手持M16，身着青瓦台警卫室的服装打破客厅大型玻璃窗，冲向郑升和，用枪口对着他步步逼进，好不吓人……

　　郑升和被带到市区保安司令部二楼。此时，他以为保安司令官全斗焕少将相信了欲陷害他的金载圭捏造的事实，暗地里经过了崔代总统的认可。既然如此，那就面对调查，相信事情总是可以搞清楚的。但他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2月13日凌晨3点左点，进来一高一矮两个极强壮的中年人。首先强迫他脱下便衣换上皱巴巴的旧战斗服。接着是举起锄头柄似的木棒猛揍郑升和的大腿、小腿骨和颈背。接着是以水灌顶，再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换气的同时，高个子先将水灌顶，水流至口鼻处，矮个子突然将毛巾撤去，水随气流一同进入气管、肺叶。郑升和当时痛不欲生。他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念头：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就应同“白骨团”的战士一同战死疆场。在军人专制年代，统率60万大军的军内一号人物竟会受此虐待！

　　熟读佛经的郑升和在万分痛苦中，想到了过去，想到了韩国的现实，想到了无法预知的未来，朦胧之中耳际响起一种由远而近、由弱渐强的声音：一切皆空，一切皆空。声音又逐渐变弱。烈日下，不知从何处流下了一股甜冽的泉水，沙漠中偶偶独行的僧人仰首接纳这上天的赐予……突然，一股溶岩注人干枯的水池，引起一阵爆炸，郑升和晕了过去。

　　12月12日下午，郑柄宙在空降特战队司令部主持团队长会议。6点前会议结束，他就驱车前往位于汉城延禧洞的某餐厅，应全斗焕之约前来聚餐。在这里他见到了也是应约而来的首都警备司令张泰阮将军。他们等了许久，却不见全斗焕的踪影。众人正纳闷，张泰阮司令接到一电话，说是“郑升和总长被人绑架！”全斗焕请客是为了引开掌握首都市区和郊区重兵的司令官，为的是便于逮捕郑升和。但直到此时，郑、张二位还蒙在鼓里。

　　郑柄宙立即回到已处于紧急状态的部队，找来特战司保安部队长金正龙，问他出了什么事。金正龙是郑柄宙多年的老部下，一直在郑身边做保安工作。郑柄宙问：“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没想到金正龙竟吱唔其词。

　　处在焦虑中的郑柄宙突然接到国防部长卢载铉的电话：“郑将军，朴准将将率他指挥的特战队旅团攻打国防部与陆军本部，你去阻止他。”郑柄宙回答道：“长官，你麾下不是有搜查机关吗？你命令他们去抓吧。”

　　郑柄宙清理了一下部队，这才发现此时坚守岗位的部下旅团长只有非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尹洪基准将。尹准将告诉他：“刚才卢泰愚将军来电话，请求出动部队。”

　　朴准将正准备出动所率的特战队旅团，郑柄宙向副旅长下了严令：“不论谁下令调动部队都不可听从。”又派特战队副司令官和两名宪兵军官到朴准将处，严厉警告说：“如不听从郑柄宙命令，就逮捕你！”虽然如此，朴并未听命。

　　就这样，韩国的空降特种部队基本上被全斗焕操纵了，司命官本人被架空。他的部下一个个都背弃了他，最后险些把他打死。

　　12月12晚，聚集在景福宫警备团团长办公室的“强硬派”将军们焦急地等待着前去谒见崔代总统的全斗焕。事态的发展令他们十分不安。他们既然听命于全斗焕，也就把兵变成功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全斗焕的身上。全斗焕一去总理公馆不回，使得他们心里十分不安。

　　8点30分左右，全斗焕回到了他们当中，满脸沮丧地说：“崔代总统没有批准逮捕郑升和，说一定要有国防部长在场。”接着补充：“可是，卢部长如今仍音讯杳然。”说时满脸沉痛。

　　有位将领忽地立起身来说：“事情搞不好会引起一连串的流血事件哪”，接着又说，“在座各位指挥们一定要团结一心哪。”

　　这时，黄永时中将提出看法，认为“代总统批准逮捕令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提议全斗焕与他一起去晋见崔圭夏代总统。

　　众将领齐集总理公馆，围住崔圭夏，他们的手枪虽都留在座车内，但军服齐整，仍显杀气腾腾。坐在崔圭夏左侧的俞学圣首先进言，要求代总统批准对郑升和的逮捕令。在座的其他人则一唱众和地说“时间不能再耽搁了，会出事的”，“郑总长的涉嫌是很清楚的！”让郑升和继续干下去，军部的指挥系统会动摇的！”“这是首都圈指挥官们的共同意见，请批准吧。”

　　12月13日凌晨，卢泰愚亲率第9师冲入汉城，与其他“强硬派”队伍会合，张泰阮将军也遭逮捕。本来可对强硬派部队构成巨大威胁的第3集团军，也因师级长官倒向全斗焕而没有支援汉城防部队，军团长官李建永也遭到逮捕。

　　但空降特战队司令官郑柄宙的遭遇更加荒诞。12月12日夜里11点左右，全斗焕指使郑柄宙的部下特战队旅团长崔某和金正龙上校，要他们尽快逮捕自己的长官。13日凌晨2点左右，崔准将向特战队参谋耳语，要他们避走，免得中弹，这班人竟没有一个给司令官通风报信的。而郑柄宙贴身的亲信副官也在关键时刻离弃他不闻不问。

　　12月12日晚7点30分以后，特战司令部宣布紧急状态之后，金五郎就赶忙给住在汉城近郊的新婚妻子白英玉打电话：“英玉，对不起，今天我回不了家了，嗯，对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回家，没准儿。……真是对不起。”正与金五郎处在蜜月当中的白英玉当时感到金五郎周围有股令人恐惧的气氛，内心十分不安。

　　就在崔准将率部将自己司令长官包围在司令部的建筑之后，立即下令开始攻击。当时冲在前面的是位姓朴的中校。他手提美式M16一路冲锋进展顺利，来到秘书室，正待进入司令官办公室时，里面突然飞出枪弹，险些击中朴中校。朴中校立即开枪还击，双方对射了一阵，里面突然声息全无。朴中校等人蹑手蹑脚走近办公室，偷眼觑见里面躺着一人，满身是血，右手却还握着冒烟的连发手枪。朴中校心中一凉。

　　此人正是金五郎，他至死没离开郑柄宙一步，死前一直以手枪还击，弹尽之后，心脏附近连中三弹殉职。危难之中他没有放弃职守。

　　完全出乎预料，美国一下子又失去了对韩国政局的控制。当晚八点，全斗焕伙同陆军参谋次长兼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李熹性（八期）、第一军军长黄永时、首都国军长车圭宪（八期）、军需次官助理俞学圣（八期）等人，背着“韩美联合司令部”，调动了武装部队，突然袭击郑升和官邸，经过一场激烈的枪战，逮捕了郑升和。与此同时，调动守卫汉城的首都军和卢泰愚(十一期)指挥下的第九师等一万多人，进入汉城。陆军空降特种部队副司令开枪打伤其司令——郑升和的亲信郑炳宙，率领部队同政变部队汇合。汉城城防部队，虽然奋起同像潮水般拥护全斗焕部队拼死抵抗，无奈寡不敌众，城防部队司令张泰阮中将被捕，其余均被缴械投降。随后，全斗焕部队封锁了所有汉江桥梁，切断了在前线的郑升和实力部队进入汉城的通道，郑升和的得力干将、第三集团军司令李建荣也遭到逮捕。

　　13日凌晨一点，这股部队冲进汉城市中心、包围了“总统府”、“国务大厦”和所有政府官邸，控制了广播电台和各报社。他们在市中心配备五、六十辆坦克、装甲车及十几门野炮，还在“国务大厦”后院排满了军用卡车，防备着郑升和部队的反扑。

　　国防部长卢载铉听到郑升和官邸的枪声后，急忙通过地下通道跑到美国第八军司令部地下室避难。

　　至此，全斗焕政变成功，形势为之大变。13日上午，总统崔圭夏被迫任命李熹性为陆军参谋长兼军事管制司令，并提升他为陆军上将。

　　12月14日，在政变部队包围下，崔圭夏、申铉碻又按全斗焕等人的要求，任命前空军参谋长周永福为国防部长，金钟铋的亲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金钟焕为内务部长官，国防部次长金容杰为总务处长官。崔圭夏内定留任的原国防部长卢载铉，因与郑升和关系密切而被解职。外务部和财务部长留任，还起用了经济专家、大学教授等组成“看守内阁”。金钟铋、全斗焕占据了国防、内务、总务等关键部门，实际已控制了崔圭夏过渡内阁。

　　在这次政变中，全斗焕、李熹性等人逮捕了李建荣中将、张泰阮中将、郑炳宙少将、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本部长文洪球中将和总统警卫室次长李在田等十六名“稳健派”高级将领。同时任命“强硬派”的黄永时中将为陆军参谋次长兼军管委员会副司令，白锡洙中将为“美韩联合司令部”副司令，柳炳贤上将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尹成敏和柳学松中将为前线第一、第三集团军司令，卢泰愚少将为汉城城防部队司令。接着就在军、师一级中实行大清洗，把郑升和的“稳健派”势力统统赶出军外。

　　消息传到华盛顿，卡特政府对于全斗焕等人背着美国政府和“美韩联合司令部”，调动大批部队发动军事政变，打乱它在韩国的部署大为不满。事情发生后，卡特立即命令驻韩国美军部队再次进人戒备状态。美国驻汉城的大使馆、宿舍、学校全部关门。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韩国军方采取任何破坏民主程序的行动，都将会严重影响美韩关系。”

　　12月13日，美国大使格莱斯廷会见韩国军政要员，向他们转达卡特政府的“警告”，并前往总统官邸会见崔圭夏，提出撤换全斗焕的要求。14日，崔圭夏会见了李熹性，向他转达了美国的要求。15日，格莱斯廷同崔圭夏会谈。之后，与全斗焕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摊牌’谈话，格莱斯廷要他们释放郑升和等“稳健派”高级将领；并再次转达卡特口信，警告说：“任何破坏韩国民主化的行动，将为美韩关系带来极为有害的冲击。”格莱斯廷还警告全斗焕等人：“如果你们破坏韩国民主化的进程，影响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政策，美国将撤回所有驻韩国的美军部队，停止一切经济、军事援助。”12月13日，按照美国国务卿万斯在汉城的保证，前来就美韩建设核电站贷款一事进行谈判的美国高级经济代表团，一到汉城就接到了美国国务院“立即回国”的指令。团长、副国务卿库珀在第二天离开汉城时对记者谈话说：“事到如今，没有什么可谈的。”建设核电站的十亿美元的贷款，就这样被搁置了起来。同时，从12月4日一14日，由美国能源代表团韩国动力资源部举行的第二次“韩美能源会谈”，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代表团拒绝在会谈纪要上签字，而使协议全部失效。

　　但是，全斗焕等人也不甘示弱，他们掌握了郑升和、李建荣、郑炳宙等“稳健派”实力人物与金载圭案有牵连的全部材料，并以此对抗美国压力说，“我们不经美国独自调动部队是不对的，但你们也想一想，如果在美国发生枪击总统事件，要不要抓凶手?要不要逮捕与枪杀总统的凶手有直接牵连的人？”这一问，把美国也问得无话可答，只好默认既成事实，以不让全斗焕他们插手政治作为交换条件。

　　全斗焕、李熹性等人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有所收敛。12月17日，李熹性代表军部宣称“军方将不干预政治事务，政治将交给爱国的、明智的政治家去处理”。1980年1月14日金钟铋、全斗焕等人在陆军本部举行了盛大的“新年联欢会”。应邀参加的有陆、海、空三军的五百多名现役将军和退役将军。在联欢会礼堂正面贴了醒目的横幅大标语，标语上写着：“前辈（指金钟铋等退役将军）负责内部安全保卫，后辈（指全斗焕、李熹性等现役将军）负责对北安全保卫”。这个所谓的联欢会，实际上，是党、政、军、财界中的金钟铋势力和军内控制师一级实权的少壮派全斗焕势力的大聚会，也是军内朴正熙势力进行大反扑，并取得暂时胜利的“庆功会”。这一联欢会意味着朴正熙的阻魂未散。在艰苦多难的韩国土地上，朴正熙又要借尸还魂了。

　　果然，庆功会后不久，全斗焕晋升为陆军中部。1980年4月14日，他作为现役军人破例兼任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这样，军队、保安、情报的指挥权全部落到了全斗焕手中。

　　老谋深算的金钟铋，通过全斗焕、李熹性发动的政变，清除了军内“稳健派”的后顾之忧，他的腰杆子硬起来了。不久，他宣布参加竞选总统，并着手整顿朴正熙执政以后建立起来的党、政、军、财、文化界及各御用社会团体，继承朴正熙的独裁事业，妄图建立一个“没有朴正熙的朴正熙独裁政权”。

　　全斗焕在这场反政变中表现出了强硬而又高超的政治手腕，他一打一拉，将亲信安置在重要位置。《纽约时报》12月15日刊登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12月14日从韩国的汉城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题为《韩国一位将领把亲信安插到重要岗位以支撑权力》，摘译如下：

　　接近韩国武装部队的人士今天说，领导韩国武装部队起来造反的那位将军，在最近两天内采取行动迫使新政府把他选择的人安置在由于他逮捕了十六名高级军官而空出的重要岗位上。

　　本周在汉城发生一系列暴力斗争之后，看来陆军保安司令部（一个军事情报组织）司令、四十七岁的全斗焕少将在巩固他在韩国所控制的权力。有关这场斗争的消息现在正在慢慢透露出来。

　　全斗焕在12·12政变成功后，对以郑升和为首的稳健派将领进行了大清洗，大逮捕，对金大中等政治领袖则加以内乱罪加以逮捕审讯。为他登向独裁总统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但他还不能够一脚踢开过渡总统崔圭夏。崔有合法选举身份。全斗焕则采取步步夺权、占据要害的手法，逐步把持政权的核心部门。

　　朴正熙被刺后对金载圭判处死刑。其空缺的中央情报部长官一职先由李熹性将军代理了几个月，李在郑升和被捕后接任陆军总长兼戒严总司令。全斗焕第一个掌管的要害部门就是中央情报部。

　　1980年5月，在血腥镇压了光州人民起义后，全斗焕再一次向崔圭夏逼宫。5月31日成立了一个类似军政府的国家安全措施特别委员会，由总统崔圭夏任名义职务的主席。全斗焕是实权人物。在这个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常设机构“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全斗焕任委员长。

　　1980年4月，全斗焕逐步从幕后走向前台。他出面就要控制要害部门。中央情报部自然是重中之重了。

　　全斗焕如新星灿烂，他的生平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法新社这样介绍这个大兵出身的野心家：四十九岁，原籍庆尚北道大邱。1950年第十一期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58年起历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二团连长等前后方各级部队指挥官、参谋。1964年陆军大学毕业。1967年首都警备师第三十营营长。1967年参谋总长首席副官。1970年驻越的白马部队第二十九团团长。1972年任第一空运特战旅旅长。1973年升准将。1977年少将。1978年任步兵第一师师长，1979年国军保安司令。1980年3月1日升中将。

　　在镇压了光州人民“5·18”起义之后，全斗焕的口气更大了，他开始向权力顶峰冲刺。5月31日，他掌握了军政府的实权。它名为国家安全措施特别委员会。

　　不久，韩国军政府又成立了一个实权部门——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全斗焕亲任委员长。路透社6月5日报道说韩国成立了一个由三十一名文武官员组成的常任委员会在最近成立的以崔圭夏总统为首的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这个常任委员会由军队铁腕人物全斗焕将军任委员长，委员内有十九名军队领导人，其余的是政府各个部和总统秘书处里的人。

　　政府发言人说，常任委员会将处理二十五人非常对策委员会授权它处理的问题，非常对策委员会的委员内有朴忠勋总理，还有全斗焕和戒严司令兼陆军参谋总长李熹性将军及另外十二名军人。

　　常设委员会下设十三个小组委员会，大致同内阁各部对口，其中七个小组委员会由法务部、外交部、财务部、农林水产部、建设部、商工部和韩国中央情报部的官员领导。

　　这七个小组委员会是：司法、外交、经济和科学、农业水产、建设、商工和纯化。

　　中央情报部监察部门的领导人金万基领导纯化问题小组委员会。预料这个小组委员会将帮助展开清除政府的腐败现象的运动。

　　由一些准将和少将领导的小组委员会分别负责总务、内务、财务、文化和公报、保健和社会以及交通。

　　全斗焕（韩语：전두환，1931年3月6日—2021年11月23日），出生于庆尚南道陕川郡，毕业于韩国陆军官校[1]，韩国第11届和12届总统[2]。

　　1955年，毕业后以少尉身份入伍。1961年，因组织支持5·16军事政变的陆军士官学校学生游行而得到朴正熙的青睐。之后晋升为少将。1979年12月12日，发动双十二政变，攫取军权。1980年，通过5·17紧急戒严事件控制政权，并镇压了光州事件；同年8月，以陆军大将退役，并当选韩国第11届总统[3]。此后修改宪法，并依新宪法于1981年2月当选为韩国第12届总统，开创第五共和国。1988年2月，卸任，实现了大韩民国首次和平的政权交接[4]。1996年，因涉嫌“军事叛乱罪”被起诉，一审被判处死刑，随后又改为无期徒刑，并追缴罚款2205亿韩元。1997年12月，被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特赦，并于1998年初获释[1]。2013年7月，被抄家偿还赃款。2017年，出版个人回忆录，但因涉嫌在书中损害死者名誉，于2020年11月被判刑8个月，缓刑2年执行[5]。2021年8月9日，再次出庭参加诽谤案庭审[6]；同年11月23日，在家中去世，终年90岁[2]。看人物生平

　　全斗焕执政期间，政治上独裁高压，经济上则保持了高速增长。任内举办了1986年第10届亚运会，并成功申办1988年夏季奥运会，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地位[5]。

　　全斗焕幼年在家塾“川上斋”随叔父全相希学习汉文，读《千字文》《明心宝鉴》[7]。1939年，全相禹将宗土（族田）抵押给同村赌徒朋友而被日本派出所追捕，在追捕过程中将日本巡查部长推下悬崖而举家逃亡伪满洲国的吉林，翌年全斗焕入学吉林磐石呼兰小学（呼兰三信国民优级学校）。

　　1941年，一场大火将全家所收获的谷物和家具全部烧为灰烬，全斗焕的母亲金点文也说死也要死在故乡，于是全相禹一家回到朝鲜，定居大邱，租房居住。此后全斗焕一度失学，给日本人开的食品厂运送纳豆、给药店运送药物或者给人送新闻报纸。此后他又入读金刚学院（专门为失学者开设的“公民学校”）、喜道小学（今大邱钟路小学），到16岁才小学毕业[8]。

　　1947年，全斗焕进入大邱工业中学机械科读书。期间他每天徒步上学，往返50里。1950年从该校毕业，6月升入大邱工业高中。

　　全斗焕入学5天后的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位于洛东江畔的大邱一带在8月间成为朝韩军队激战的前线，全斗焕甚至都能听到战场传来的炮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濒临绝境的国家命运让年轻人热血沸腾……在同胞之血流遍国土的状况下，学业被认为是一种奢侈。”朝鲜人民军逼近大邱时，全斗焕曾报名参与学生兵，接受军事训练，当时他的中队长就是后来成为韩国第15届国会议长的金守汉，据说后来全斗焕的“亲密战友”卢泰愚也跟他在一个中队里受训。

　　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登陆仁川，朝鲜人民军被迫后撤，大邱不再是前线，但全斗焕仍想从军报国。1951年秋，全斗焕和朋友们看到一张陆军综合学校步兵干部候补生的募集广告，便毫不犹豫地应募，并得到合格证。但因为哥哥全基焕已参军，母亲金点文不愿全斗焕再去，偷偷烧了合格证，全斗焕就没能参军。后来全斗焕听说他应募的朋友们全部战死。大约一个月后，全斗焕在大邱市中心的兵事区司令部看到了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生徒1期（后定为11期）的募集公告，于是他又瞒着母亲报名，在1400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批正规学生。不过，全斗焕在笔试中发挥得并不好，只是因为在原定的200个名额外增加了28个预备名额，他才得以被录取。他当总统后让人查看当时的成绩，才知道他排在第227名（倒数第二）。

　　1952年1月1日，全斗焕等正式入读位于庆尚南道镇海的陆军士官学校。该校采用美国西点军校的教育模式，非常严格，几乎天天考试，文化水平不高的全斗焕颇不适应，考试常不及格，因而屡屡受到在晚上10点熄灯号吹过后还要到校内的大教室去继续复习功课到半夜12点的惩罚。当时学业最差者会被送到前线，全斗焕为了避免去前线而拼命苦学，所以勉强跟得上功课，但他在4学年间没有当过一次学员小队长，到毕业时的学习成绩在156名同学中排在第126位。不过，他非常善于足球等体育运动和交际活动，由此结识了卢泰愚、金复东等同窗好友，他们结成了一个叫“五星会”的小团体（勇星全斗焕、冠星卢泰愚、黎星金复东、彗星崔性泽、雄星白云泽），以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榜样，打下了后来成立一心会（新军部）的人脉基础[9]。

　　1955年9月30日，全斗焕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同时被授衔陆军少尉。随后他又在光州陆军步兵学校初等军事班进修，其后被分配到驻扎于三八线中队，任小队长。后晋级中尉，任师团作战参谋部参谋将校。

　　1957年，全斗焕调入光州陆军步兵学校，任学生联队区队长、25师团77联队中队长，后转任教导中队中队长，驻扎首尔（旧译汉城）泰陵，负责教导陆军士官学校学生。1958年1月24日同原陆军士官学校参谋长李圭东之女李顺子结婚。

　　1958年底，韩军新创空输特战团（特种空降部队），全斗焕主动报名。1959年1月，全斗焕入读陆军高级副官学校第46期军事英语班，三个月后毕业，晋级大尉。6月，他与卢泰愚等5名韩国军官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军事基地深造，先后在当地的心理战学校和特种战学校学习。1960年3月又赴佐治亚州的本宁堡，与车智澈等5名韩国军官一起入学游骑兵学校，同年6月又就读该地的美国陆军步兵学校，同年12月学成归国，任第一空输特战团作战参谋。1961年4月，他升任陆军本部特战监室企划课代理课长，同时兼任首尔大学文理学院ROTC（预备役军官训练队）教官。

　　全斗焕归国时，李承晚政权已经在1960年的四一九革命中被推翻，取而代之的第二共和国（民主党政府）腐败软弱，给军部势力以可乘之机。1961年5月16日，第2军副司令朴正熙少将发动5·16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军事政变发生后，朴正熙希望获得陆军士官学校的支持，而面对突发事态，陆士内部也分为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全斗焕属于积极支持朴正熙的一派（之前他与朴正熙素未蒙面），陆士校长姜英勋则反对。5月17日晨，全斗焕奔赴陆军本部的军事革命委员会，面见朴正熙等政变主导者，告发了姜英勋从中作梗，并向朴正熙保证会率领陆士学生举行支持军事政变的游行。于是姜英勋被拘禁，全斗焕则在5月18日率800多名陆士学生在首尔市区举行支持军事政变的游行，从而巩固了朴正熙政权的基础，他本人也受到朴正熙赏识，被任命为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室秘书官，负责信访工作，从此平步青云。

　　进入第三共和国，全斗焕晋升陆军少领（少校），1963年1月任中央情报部总务局人事课长，9月转属陆军人事参谋部，1964年7月在韩国陆军大学进修，一年后结业，1966年任陆军第一空输特战团副团长，升中领（中校）。1967年任首都警备司令部30大队长，负责保卫青瓦台外围。1968年1月21日发生朝鲜军人趁夜袭击青瓦台事件，全斗焕立即果断地下令用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发射了3发照明弹，造成大量援兵到来的假象，使得已经攻到青瓦台门口的那些武装军人知难而退[10]。1969年晋升大领（大校），成为陆士11期学员中晋升最快者，同年当选为陆士11期以后的同学会“北极星会”的会长，并成为参谋总长徐钟喆的首席副官。1970年11月获任白马部队29联队联队长，配合美军参加越南战争，在热带丛林中与越共作战，1971年11月回国，获授乙支武功勋章，并被破格提拔为第一空输旅团旅团长。

　　1972年12月，朴正熙颁布维新宪法，进入第四共和国。全斗焕于1973年1月1日晋升准将（任期制），1974年转正。1976年6月任青瓦台警护室作战次长助理兼保安次长助理。任内与上司警护室长车智澈不和，两人均受朴正熙宠爱，又互相牵制。1977年，全斗焕晋升少将。1978年1月任陆军第一步兵师团长，并推荐卢泰愚接任他在青瓦台警护室的职务。同年7月，全斗焕发现了朝鲜挖掘的第三南侵隧道，从而更加得到朴正熙的信任，获授5·16民族奖章。1979年3月被破格提拔为一般由中将出任的韩国国军保安司令部司令官，负责监察和情报工作，真正成为朴正熙左膀右臂[8]。当时韩国社会上甚至有传言说全斗焕是朴正熙的养子，可见其受宠的程度。

　　在效力朴正熙期间，全斗焕与卢泰愚、郑镐溶、孙永吉等7名陆士11期同学在1961年末组织了一个叫“七星会”的秘密团体，1963年（一说1964年）扩充为“一心会”（하나회，直译为“一会”），全斗焕任会长。“一心会”寓意会员要“一心为国家，一心为朋友”，特别强调会员之间的相互团结和江湖义气。“一心会”以陆士11期同学为核心，严格挑选陆士各期学员，尤其是出身庆尚道（韩国的“岭南地区”）、讲义气、能抱团的学员入会，从而在韩国军队内部逐渐形成了通过学缘、地缘和江湖义气、个人野心相结合的一个势力集团[11]。1973年，“一心会”另一领导首都警备司令官尹必镛因对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妄议总统接班人而受到调查，导致“一心会”浮出水面，全斗焕也面临被强制退役的危机，但由于时任警护室长朴钟圭的力保而免祸，朴正熙也放任“一心会”继续存在。“一心会”成为全斗焕的嫡系人马和夺权基础[8]。

　　1979年10月26日夜，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和青瓦台警护室长车智澈在首尔宫井洞被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暗杀。当晚，全斗焕先是在携妻外出途中接到在总统府警护室担任第五课长的胞弟全敬焕的紧急联络，知道总统府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然后在陆军本部接到国防部长卢载铉关于“总统有故，准备宣布非常戒严”的通报。国军保安司令部的值班人员也发来紧急联络讯号，要求全斗焕立即赶回司令部。全斗焕听说有伤者进入首尔国军医院，便打电话给院长金秉洙，通过暗号得知朴正熙被金载圭暗杀。随后全斗焕立即赶到陆军参谋本部，命令属下设立临时指挥部，做好了逮捕金载圭的准备。不久，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从总统府秘书室长金桂元那里得知凶手是金载圭，命令宪兵总监金晋基配合保安司令全斗焕逮捕金载圭，全斗焕已经做好准备，便迅速出动，于27日凌晨1时将金载圭及其几名心腹捉拿归案。

　　事后，国务总理崔圭夏代理总统职权，宣布全韩（除济州岛）戒严，郑升和就任戒严司令官，并在戒严司令部内设置负责调查朴正熙遇刺事件的合同搜查本部，全斗焕任本部长。1979年11月6日，全斗焕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宣布事件调查结果，称该事件是金载圭个人出于觊觎总统宝座的野心所为，这是全斗焕在韩国公众面前第一次亮相。12月6日，崔圭夏转为正式总统。随着全斗焕掌握调查朴正熙遇刺事件的全权，他的政治野心也不断膨胀，遂在12月7日将死党第9师团长卢泰愚从三八线上招来，吐露夺权计划。全斗焕的阴谋得到卢泰愚及其他“一心会”成员如朴俊炳、朴熙道、白云泽、张基梧、张世东、许三守、许和平等的支持。此外，首都军团长车圭宪中将、第1军团长黄永时中将和国防部军需次官助理俞学圣中将等高级将领也加入了全斗焕的阵营。就这样，从掌握军内外所有情报和搜查机构的全斗焕到掌握前线师团和负责首都及青瓦台总统府防卫的主要部队的少壮势力以及军团级和国防部等军队上层，形成了一个由里到外、自上而下的兵变集团。

　　12月9日，对全斗焕早有警惕的郑升和利用星期天高尔夫聚会之机，向国防长官卢载铉提出了应在12月中旬对金载圭的一审结束后撤换全斗焕的建议，卢载铉却认为不宜在对金载圭的审判尚未完全结束之前就撤换搜查部长，就没有答应郑升和的要求。全斗焕很快获悉了这个情报，便决定抢先在12月12日逮捕郑升和，并命心腹加紧研究朴正熙发动5·16军事政变的经验和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

　　12月12日晚上6时，全斗焕派合同搜查本部总务局长许三守、陆军犯罪搜查团长禹庆允逮捕郑升和，自己则与合同搜查本部搜查局长李鹤捧前往三清洞总理公馆（崔圭夏尚未宣誓就任总统），以涉嫌勾结金载圭为由，要求崔圭夏批准逮捕郑升和的命令，卢泰愚等其他兵变参与者则以“祝寿宴”为名集中于总统府附近的第30警备团（团长为一心会员张世东）的临时指挥部，观察事态动向，而没有参与兵变的首都警备司令张泰玩等高级将领则被全斗焕骗到全家所在的延禧洞的一家饭店出席“慰劳”宴会。不料郑升和虽然被绑架，但引起枪战，惊动了陆军本部，导致其发布“珍岛犬一号”（非常戒备状态）命令，张泰玩等得报后赶回司令部，准备镇压叛乱，崔圭夏也以未经国防长官同意为由拒绝批捕郑升和。然而由于“一心会”在军中势力庞大，张泰玩等无法调动军队，全斗焕迅速控制了局面，到13日凌晨4时，特战司令郑柄宙、首都警备司令张泰玩、国防长官卢载铉等相继被全斗焕的兵变部队俘虏，特战司令部秘书室长金五郎少领中枪身亡。崔圭夏见到被俘的卢载铉，被迫于13日凌晨5时10分签署了逮捕郑升和的命令。至此，双十二政变大功告成，全斗焕、卢泰愚为首的少壮派掌握军权，为区别朴正熙时代的军部，他们被称为“新军部”[12]。

　　双十二政变后，全斗焕并未升职，而是推中央情报部长署理李熺性接替郑升和的职务（陆军参谋总长兼戒严司令官）。1980年2月6日，郑升和以内乱帮助罪被起诉。3月，全斗焕升为中将。4月14日，全斗焕被崔圭夏任命为中央情报部长署理（因现役军人不能做部长而挂上“署理”之名）。至此，韩国两大情报部门——中央情报部和国军保安司令部均被全斗焕掌握。

　　全斗焕虽然掌握了军权，但并未完全取得政权。此时韩国刚从朴正熙的独裁统治下解脱禁锢，大量民主人士获释，民主势力方兴未艾，出现了所谓“首尔之春”的局面，其中最活跃的三名政治家就是被称为“三金”的共和党总裁金钟泌、新民党总裁金泳三和民主运动活动家金大中，各种学生与工人运动也如雨后春笋般展开。民主势力将矛头直指新军部的头目——全斗焕，在1980年5月15日发生了首尔火车站广场的学生集会示威运动，要求在5月19日前罢免全斗焕、解除戒严，不过由于金大中等劝告慎重行事而在当天取消示威，被称为“首尔火车站回军”。这一天，全斗焕一党也提出了“国纪紊乱者搜查计划”和“权力型不正蓄财者搜查计划”，打算镇压民主运动，全面接管政权，重建朴正熙式的军事独裁统治[13][14]。

　　1980年5月17日上午，朝野各党达成协议，于1980年5月20日召开临时国会，讨论解严事宜。就在同一天，在全斗焕的授意下，国防部长周永福主持召开全军主要指挥官会议，决定以5月12-15日三八线非武装地带小规模武装冲突为借口要求扩大戒严，并以联名信的方式迫使政府接受军部的决议。会后，国防长官随即将该决议报告总理申铉碻和总统崔圭夏。全斗焕也赴青瓦台再次“逼宫”。19时，崔圭夏被迫同意召开国务会议，讨论扩大戒严。全斗焕又让首都警备司令卢泰愚出动600名官兵和4辆装甲车，将国务会议举行地点中央厅团团包围。21时42分，国务会议召开，8分钟后通过了扩大戒严的决议，23时40分由崔圭夏签署，于5月18日凌晨0时执行。是为5·17紧急戒严事件[13][14]。

　　5月18日3时，全斗焕在韩国31所大学、136个保卫目标（广播电台、发电站等）部署了25000名戒严军士兵，并以非法使用权力嫌疑拘捕金钟泌、李厚洛、朴钟圭、金致烈、金振晚、吴源哲、金钟珞、张东云、李世镐等朴正熙政府的官员，以背后指使“骚扰”嫌疑逮捕金大中、芮春浩、文益焕、金东吉、印名镇、高银泰、李英姬等24位民主人士。同日，全罗南道光州市发生反抗戒严军、打倒全斗焕的人民起义，数日后遭到全斗焕派出的戒严军与第3、7、11空输特战旅团的镇压，造成200名以上民众丧生，是为光州事件[14]。

　　1980年5月27日，全斗焕迫使国务会议通过了组建“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简称国保委）的决议，31日正式成立，全斗焕任国保委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以打击腐败和“净化”社会为由，清洗第四共和国时期的官员，全面控制韩国社会。8月5日，全斗焕晋升陆军大将。8月16日，崔圭夏声明辞职。8月22日，周永福再次主持召开全军主要指挥官会议，做出“拥戴以救国之一念发挥卓越领导力来收拾国家危难并成为国内外瞩目的新时代、新历史之指导者的全斗焕将军为新的国家元首”的决议。同日，全斗焕以陆军大将退役。8月27日，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举行总统选举，全斗焕作为唯一候选人，以2524票（总计2525人投票）当选大韩民国第11届总统，9月1日宣誓就职[15][16]。

　　全斗焕当选总统后，于1980年10月17日解散所有政党，并顺应韩国国民要求废除朴正熙所颁布的维新宪法的呼声，制定新宪法，于1980年10月22日举行公投并通过，10月27日颁布。相比废除总统连任限制的维新宪法，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7年，不得连任，并且模仿美国大选制度，总统由5000人以上组成的选举人团选举产生，选举人团分属各政党。1981年1月15日，新军部势力组建了“民主正义党”，全斗焕任总裁。1981年2月25日，按照新宪法产生的5287人组成的选举人团举行总统选举，全斗焕与民韩党柳致松、国民党金钟哲、民权党金义泽参加竞选，以4755票（90.22%）当选大韩民国第12届总统，3月3日宣誓就职，第五共和国也正式拉开序幕[15][16]。

　　全斗焕在当政期间继承朴正熙的路线，在政治上坚持反共亲美的方针，同时通过调整重化工业投资政策、整理亏损企业、进口商品自由化和稳定物价等措施，保障了韩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两倍，还通过频繁的出访和邀请外交及承办1986年亚运会和获得1988年夏季奥运会的承办权，扩大了韩国外交的领域，进一步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地位。1984年9月，韩国同意接受朝鲜方面提供的水灾支援物品，从而重新打开了南北对话之路。朝韩双方的红十字会会谈、经济会谈、国会预备会谈及体育会谈相继举行，并在1985年9月实现了南北分裂以来第一次离散亲属及艺术表演团的互访，但因南北长期分裂造成的巨大隔阂而未能取得更大的进展。

　　全斗焕当政期间的独裁专制甚至比朴正熙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政界人土都被强迫停止了政治活动，统一运动、学生运动、劳动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都受到《国家保安法》等法规的严厉取缔，一个长相酷似全斗焕的演员朴容植甚至被禁止参加任何演出，不得不卖香油糊口度日（民主化以后多次出演全斗焕）。全斗焕的家人亲戚们也假借他的绝对权力贪污腐败，胡作非为。1982年5月被揭露的张玲子期票诈骗案就是在第五共和国初期出现的涉及全斗焕一家的典型的腐败事件。张玲子的姐姐是全斗焕夫人李顺子之叔李圭光的妻子，凭借这层特殊关系，她和丈夫李哲熙（预备役少将、前中央情报部次长、议员）到处招摇撞骗，插手期票投机生意，自全斗焕当政的1981年初至1982年4月间诈骗金额达6406亿韩元，是大韩民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诈骗事件。事后张玲子、李哲熙、李圭光等涉案人员都被逮捕、判刑[17]。全斗焕本来想包庇李圭光等亲戚，但在许和平、许三守、朴哲彦等部下的劝告下最终将他们绳之以法。

　　全斗焕本人及其家族的腐败远不止于此。全斗焕从韩国各大财阀那里定期收取好处费，同时在国家大型工程建设和高尔夫球场建设投标中大肆收贿。1983年仰光事件发生后，全斗焕以安抚死者家属为名成立了“日海财团”，要求各大财阀捐助，其中现代集团拨款15亿韩元，三星集团也要拨款15亿韩元。全斗焕从日海财团获得598亿韩元，此外还从他夫人李顺子掌控的新一代心脏财团获得299亿韩元，从弟弟全敬焕掌控的新村运动委员会获得256亿韩元的捐款。全斗焕卸任之后被揭露的全斗焕家族营私舞弊、胡作非为的行径则达到了韩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程度[17]。

　　第五共和国时期，韩国的民主运动并没有因全斗焕政权的打压的消亡，全斗焕为了顾及美国等国际舆论，也不得不实行怀柔政策，稍作一些让步，如取消金大中的死刑判决、解除一些民主运动活动家的限制等。1984年5月，被全斗焕政权解除限制的民主运动活动家成立了“民主化推进协议会”。1985年1月成立了李敏雨为总裁的新韩民主党（金泳三加入），并在2月举行的第12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全斗焕政权所支持的民主韩国党，成为第一大在野党[18]。

　　民主势力与全斗焕政权的斗争焦点在于改宪问题，民主势力呼吁实行总统直选，全斗焕政权则希望改为责任内阁制。1986年1月，全斗焕倡议为了保证亚运会的成功和1988年的奥运会而实行政治休战，遭到金泳三拒绝，继续展开改宪运动。2月，新韩民主党发起“直选制改宪1000万人签名运动”，4月30日，全斗焕在与国会三党（民主正义党、新韩民主党、韩国国民党）代表会谈时放弃了在奥运会结束后讨论改宪的主张，同意在任期届满前改宪。与此同时，亲朝反美的左倾学生和工人运动也在兴起，成立民统联（民主统一民众运动联合）、三民斗（民族统一民主争取民众解放斗争委员会）等组织，并在5月3日在仁川举行的游行示威中与警察发生冲突，上百人被捕。在此情况下，新韩民主党为首的标榜亲美反共的民主势力与全斗焕政权妥协，于1986年7月成立“国会宪法改正特别委员会”，李敏雨、金泳三、金大中等民主人士参与其中。但由于全斗焕的民主正义党坚持实行内阁制，李敏雨、金泳三、金大中便在9月29日中断了在改宪特委的活动。

　　1987年1月，曾参与抗议活动的首尔大学学生朴钟哲在治安本部遭到灌水等野蛮的刑讯拷打而死亡，当局却谎称朴钟哲是警察“哐地拍了一下桌子就呃地一声倒了下去”，试图掩盖事实线多人组成“故朴钟哲君国民追悼会筹备委员会”，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抵抗运动，展开静坐和游行示威，要求全斗焕谢罪。全斗焕于4月13日发表特别谈话，宣布任内坚持现行宪法，禁止讨论改宪问题（4·13护宪措施），引起公愤。5月18日，体现天主教正义全国主教团发表了对朴钟哲被拷打致死线日，包括几乎所有反独裁民主势力在内的“争取民主宪法国民运动本部”在首尔成立，并在6月10日不顾当局的武装镇压和封锁，召集了谴责当局掩盖朴钟哲被害真相和要求修改宪法的国民大会。韩国18个城市数十万民众参加了示威游行，行驶在路上的各种车辆也不约而同地鸣笛助威，从而开始了彻底埋葬全斗焕独裁统治的六月民主抗争。6月24日，全斗焕与统一民主党总裁金泳三等对线万人参加了“国民和平大游行”，成为六月民主抗争的最高潮。全斗焕政权摇摇欲坠，难以再调动军警镇压，于是在6月29日，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卢泰愚发表“特别宣言”，宣布将与在野党合作，在总统直选的原则下尽快修改宪法和总统选举法，改善人权状况，保证言论自由，保障政党的健全活动和建设清明的社会。7月1日，全斗焕发表特别谈话，表示完全接受卢泰愚的宣言，这也是自1960年李承晚在四一九革命中辞职后，韩国独裁者第二次向民众的力量屈服[19][20]。

　　1987年7月10日，全斗焕辞去民主正义党总裁职务，让给卢泰愚。随后民主正义党和统一民主党协商改宪，10月12日国会通过新宪法，29日公投通过。12月按照新宪法举行总统直接选举，卢泰愚战胜金泳三、金大中，当选韩国首位线日，全斗焕将政权和平移交卢泰愚，卸任总统，实现了韩国的民主化转型，从此迈向第六共和国[21]。

　　全斗焕卸任后，任国家元老咨问会议议长。1988年3月底，全斗焕的胞弟全敬焕因在新村运动本部期间涉嫌贪污受贿78亿韩元而被捕，从而开始了对全斗焕及其家人和亲信的贪赃枉法行为的清算，即“五共清算”。接着在4月26日举行的第13届国会选举中，各在野党的席位超过了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野党超过执政党的所谓“朝小野大”局面。在野党趁机提出了清查和处理全斗焕任职期间违法乱纪行动的议案，卢泰愚在野党的强大压力下，虽同意清查全斗焕任职期间的问题，但反对对全斗焕本人进行政治报复[22]。然而大学生和市民已经召开了拘捕全斗焕夫妇的动员大会，更有学生组织了逮捕全斗焕敢死队，奔向首尔延禧洞的全斗焕住宅。迫于巨大压力的全斗焕在卢泰愚的劝说下，于1988年11月23日发表电视讲线月在光州发生的悲剧性局势，要负很大责任”，并十分后悔在其任职期间“未能医治这一创伤”，表示只要能解除受害者和死难者家属的痛苦和怨恨，他愿做任何事情。全斗焕还对其亲戚的违法乱纪行为表示线亿韩元财产交给国家，辞去一切职务，携夫人李顺子离开首尔，前往雪岳山百潭寺修行隐居。除了1989年底赴首尔国会短暂出席“五共清算”的国会听证会外，全斗焕在百潭寺住了两年，直到1990年12月30日才返回首尔。

　　1993年2月，新当选的民主自由党总裁金泳三就任大韩民国第14届总统，这也是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32年以来第一位文人出身的总统，故新政府被称为“文民政府”。金泳三在5月13日发表特别谈话，肯定了光州民主运动的意义，但又说要让历史来揭明真相和追究责任，暗示对全斗焕、卢泰愚放过一马。7月19日，前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等22人向大检察厅起诉全斗焕、卢泰愚等34人发动双十二军事叛乱的行为，大检察厅在1994年10月29日以超过超过公诉期限为由不予受理。1994年5月，光州民众抗争联合会会长郑东年等322人向首尔地方检察厅起诉全斗焕、卢泰愚等35人镇压光州民主运动的内乱罪及内乱目的杀人罪。到1995年4月，首尔地方检察厅已经接到类似起诉书多达70余件。7月18日，首尔地方检察厅发表调查结果，以“不能用旨在维护旧秩序的内乱罪来处罚新体制的主体”为由不予受理。

　　让全斗焕、卢泰愚等落网的是巨额秘密资金的暴露。1995年8月，总务处长官徐锡宰透露前总统藏有4000亿韩元秘密资金，被大检察厅认定为造谣。10月19日，民主党议员朴启东在国会对政府质询的过程中以详实证据揭发卢泰愚的300亿韩元借名存款账户，10月20日大检察厅对前总统秘密资金立案，正式启动了对全斗焕、卢泰愚的司法调查程序。卢泰愚被迫谢罪并被检察厅以受贿罪拘留。卢泰愚被捕势必牵涉到全斗焕，11月24日，金泳三指示民主自由党在国会提出5·18特别法，调查全斗焕、卢泰愚非法夺权及屠杀民众的罪行。11月30日，首尔地方检察厅成立12·12与5·18事件特别搜查本部。全斗焕接到检察机关的传唤后，于12月2日上午发表声明，谴责金泳三的政治迫害，拒绝接受一切调查，在参拜首尔铜雀洞国立显忠院后驱车返回故乡陕川。12月3日，全斗焕在陕川被捕，被拘禁于安养教导所，他以绝食抗议。同时，对全斗焕秘密资金的调查也正式启动。12月21日，全斗焕因身体虚弱住进国立警察总医院，30日在夫人李顺子的苦劝下终于恢复进食，但因身体虚弱，未能出席1996年2月26日对他秘密资金案的第一次审判，3月2日身体恢复后重新关进安养教导所。

　　全斗焕被指控犯下内乱及叛乱首魁罪、内乱目的杀人罪、杀害长官未遂罪、杀害哨兵罪、杀人罪、杀人未遂罪、非法进退罪、指挥官戒严地区脱离守所罪8项罪名，加上与秘密资金相关的违反特别犯罪加重法罪和收受贿赂罪，构成“十大罪状”。1996年3月11日，首尔地方法院对全斗焕、卢泰愚在12·12及5·18的内乱罪进行第一次审判。全斗焕坚持认为这是金泳三政府对他的政治迫害，拒绝服罪。此后到8月26日，审判每周一次（后改为两次）进行，期间全斗焕藏在双龙集团所属双龙水泥经理部金库的25个纸制苹果箱中的61亿韩元秘密资金被发现。8月26日，第28次审判中正式以内乱及叛乱首魁等罪名判处全斗焕死刑、卢泰愚22年6个月有期徒刑，其余同党也被判处不同期限的有期徒刑，同日亦对全斗焕、卢泰愚秘密资金结案，判处全斗焕追缴2259亿韩元，卢泰愚追缴2838亿韩元。事后，全斗焕本不欲再上诉，但在律师和亲信的劝说下向首尔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2月16日，经过12次公审之后作出二审判决。首尔最高法院考虑到全斗焕接受6·29宣言，实现和平政权移交，故援引“降将不杀”的古语，取消全斗焕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追缴罚款减为2205亿韩元。卢泰愚亦减为17年有期徒刑，追缴罚款减为2628.96亿韩元。对于这一结果，全斗焕对前来探视的律师表示：“一切都是国民的意志，所以当然要服从。”他和卢泰愚均放弃上诉。1997年4月17日，大法院对全斗焕、卢泰愚等案作出终审，维持二审判决。对全斗焕、卢泰愚的审判被称为“匡正历史”的“世纪大审判”[23]。

　　全斗焕、卢泰愚虽然被判处重刑，但他们毕竟掌权十多年，在韩国尤其是庆尚南、北道地区影响力很大，因此特赦的呼声也从未中断。1997年12月20日，时任总统金泳三与总统当选者金大中协商后，决定特赦全斗焕和卢泰愚，理由是实现国民和解与团结，以及消弭全罗、庆尚两地地域偏差的后遗症。

　　全斗焕特赦获释后依然享受着国王般的生活，由警察及私人保镖保护着，直至2019年才取消警卫[24]。他曾试图复归政界，但未能如愿。虽然他被特赦，但罪名还在，因此丧失葬入国立墓地（显忠院）的资格。对全斗焕的清算也并未因他被特赦而画上句号。首先是追缴罚金的问题。1997年终审时判全斗焕追缴罚金2205亿韩元，但全斗焕长期拖延。2003年被要求公开财产清单时，全斗焕称自己只有29万韩元，遭到民众唾骂。全斗焕在2004年与妻子一起整容、2010年举行八十寿宴、2012年举行孙女豪华婚礼等，无不引起民愤[25]。全斗焕被指在法院对其非法资金案进行审判前后，将大规模财产转移到儿子等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名下。2010年，全斗焕主动上缴300万韩元，按韩国法律，追缴期将于2013年10月到期。2013年6月，韩国国会通过议案，把没收和处罚公职人员不法财产的追缴续期时限从3年延长至10年。7月16日，为追征全斗焕的非法资金，韩国检察厅对其住宅和相关人物住宅、公司办公室等进行了搜查。检方在此过程中没收了高价名画、瓷器、美术作品等[26]。同时，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扣押了全斗焕妻子李顺子的30亿韩元个人年金保险[27]。检方还调查发现，全斗焕在卸任后曾用大约3万个借名账户进行秘密洗钱，特赦后更加明目张胆地洗钱[28]。2013年9月10日，全斗焕一家表示主动缴清1672亿韩元追缴金，并向韩国国民表示道歉。追缴罚款工作时隔16年宣告收尾。

　　其次是非法夺权及镇压光州民主运动的问题。2006年3月，卢武铉政府以镇压光州民主运动为由，收回全斗焕、卢泰愚所获得的所有勋章，但两人都拒绝上交[29]。此后，因全斗焕在其201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针对光州事件的叙述，在韩国社会引发轩然大波，并使全斗焕再次受到审判（参见“人物争议-光州事件问题”部分）。

　　全斗焕任内实行威权政治。全斗焕政府废除了第四共和国的维新宪法，解散了统一主体国民会议及各政党，于1980年10月27日颁布新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该宪法确立了总统任期7年和不得连任的原则，赋予国会国政调查权，相比无连任限制规定、取消国会国政监察权的维新宪法是很大进步。但新宪法依然实行总统制，并且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只不过是模仿美国的5000人以上的选举人团（选举人不得为国会议员和公务员）投票产生，而非像维新宪法规定的由统一主体国民会议议员投票产生。总统享有国会解散权、非常措施权、改宪案提议权、法律案提议权，国务总理经国会同意由总统任命，总统还拥有对大法院长和大法院审判员的实际任命权。新宪法虽然对地方自治做了规定，但因连基层官员和警察都要经过总统任命，故形同虚设。通过新宪法，全斗焕可以说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30]。

　　全斗焕政府的政党制度较朴正熙时代有明显的退步，名曰“多党”保守政党制，实际上是为取消反对党，分化、压制在野的政治势力，进而使它们演变成民主正义党的卫星党的制度。1980年，新军部在创建民主正义党的同时，又使亲新军部的旧新民党的议员及旧共和党和政友会的议员分别组建民主韩国党和韩国国民党，并使其参与政治，成为民正党的别动队。在1985年1月18日以李敏雨为总裁的新韩民主党成立以前，各大小政党均从政府方面得到政治资金，民韩党和国民党则是不折不扣地向全斗焕献忠诚的“官制在野党”[31]。因此当时的国会三党被戏称为全斗焕的1中队、2中队、3中队。

　　全斗焕政府极大地加强了镇压机器。全斗焕改组国家中央情报部为国家安全企划部（简称安企部），并分出其部分权力归陆军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部是全斗焕建立绝对统治的主要手段，有权介入一切政府部门和行政事务，它不仅负责收集军内外一切情报，而且通过参与和策划制造舆论、改组政府、整肃而成为最有权威的强力机关。相比于朴正熙主要依靠中央情报部和警察作为统治工具，全斗焕政府则更多地依靠军队和武装警察，其中武装警察的数额由2万人扩大到12万人。全斗焕统治的6年间，遭逮捕的人数超过朴正熙统治18年逮捕总数的10倍[32]。

　　全斗焕控制社会的一个代表性举措就是设立名为“三清教育队”的管教所。他成立国保委后，以净化社会为名，在军队内部设立“三清教育队”（因国保委位于首尔三清洞而得名）。包括反体制人士在内的4万多人被关押在“三清教育队”中，进行残酷的训练，致使死亡人数层出不穷等，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侵犯人权事例[33]。

　　由于受石油危机冲击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以及重化工业投资过度所引发的经济失衡与通货膨胀，使韩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陷入停顿。在这种情况下，全斗焕政府展开了以提高市场效能和稳定和稳定经济为目标的调整。全斗焕政府时期的第5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82—1986年）要求以社会经济的“安定、效率、均衡”为总目标，调整投资方向，把重点由以往扩大生产规模为主转移到合理化、节能等技术改造和改善企业素质上来，并加强对农业和中小企业的支援。根据这个精神，韩国经济企划院就产业结构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价格体制改革、金融与进口自由化制定了相应的实施计划和措施。

　　在这一时期，全斗焕政府推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政策。比如，对重化工业进行重组，根据市场规律推行经济自律政策，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全斗焕一上台就重用经济首席秘书官金在益等人才，试图将物价控制在一位数上[34]。1985年9月，五国财长广场协议以后，与美元相联系的韩元对日元相对贬值，加强了韩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于是，韩国经济再次回到出口主导的高速增长的发展路线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遇到了好的国际环境，由于准备奥运会所引起的特殊需求和新的国际“三低现象”（低油价、低利率、低美元兑换率），计划所设定的指标如期实现。全斗焕政府时期，除了1980年是负增长和1981年是低增长外，其余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都保持较高水平，甚至在1987年创下了13%的增长记录。同时，全斗焕政府还实现了国际收支扭亏为盈，失业率不断下降，经济结构也有明显改善[35]。

　　韩国经济在全斗焕执政时期基本上保持了持续高速发展，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新兴工业国家”。1984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23亿美元，达到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中等水平，超过了奥地利、比利时、挪威，接近瑞典。第5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更使韩国的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1987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15位。因此全斗焕执政时期被称为“檀君以来最大景气”[8]。

　　全斗焕政府成立后，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试图在一两年内将通胀率从20%降到4%-5%，因而采取了紧缩财政预算、工资抑制政策、公用事业费价格管制和利率抑制政策等措施。同时进口原油与原料价格降低，特别是因日本和台湾批发价格下降而导致韩国进口价格的跌落，这些有利的外部因素和全斗焕政府的政策综合作用之下，促成物价趋于长期稳定。1980-1981年通货膨胀率还是两位数，而1982年便降为一位数，1983年后一直保持在4%以下。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民众工资水平未能跟上经济增长率等问题[36]。

　　朴正熙时代韩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的是低成本的劳动力。全斗焕上台后，西方发达国家对大有“第二个日本”之势的韩国抱有戒心，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引进技术的策略难以维系。因而全斗焕政府将发展重点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对科学技术空前重视，其热情不亚于朴正熙对出口的重视，于是全斗焕效仿朴正熙召开出口振兴扩大会议和审议会，在任内召开技术振兴扩大会议12次，技术振兴审议会15次。1982年1月，全斗焕亲自主持、200多名代表列席参加的“第一次技术振兴扩大会议”中强调“技术立国”的方针，并开始实施韩国第一个自主开发先进技术的政府科技计划，设立“特定研究开发事业费”，重点开发战略产业技术，涉及的领域有半导体、计算机、系统技术、机械工业高级化、材料技术、资源能源利用技术、遗传工程、精细化工、高分子、原子能利用、海洋开发、宇宙开发、标准计量以及环境工程。全斗焕政府选择了500家企业，从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援，使它们成为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技术立国”由此成为韩国的一大国策，并传承下去。

　　1981年1月，全斗焕在施政演说中提出了国家经济运行模式减少政府干预、逐步向“民间主导型”经济体制过渡的方针。韩国开始由政府主导的宏观调控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向“民间主导”的经济体制过渡。全斗焕政府主要在如下方面进行了改革和调整：

　　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善民间企业体制。除不宜私营、公共性质明显的企业外，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出售股权或削减政府入股基金的方式，逐步地、分批地实行私营化。到1986年为止，原先的25个国有企业中有12个已转变为私营，其中包括钢铁、炼油、造船等国有支柱产业。1980年，全斗焕政府颁布了《限制垄断及公平交易法》，以防止大企业集团过分扩张，限制不正常的交易行为及不正当的共同行动，促进公正自由竞争。同时还提出了“改善企业素质措施”，强行砍掉102家没有竞争力、单靠政府补贴来生存的企业（约占财团所控企业的16％）。与此相配合，全斗焕政府又相继制定了制定了发展、扶植中小企业的《中小企业调整法》（1982年）和《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