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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故事如璀璨星辰，照亮历史的天空；总有一些迁徙，似磅礴乐章，奏响时代的强音。大连医学院的南迁，便是这样一段刻骨铭心、荡气回肠的悲壮往事，它承载着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见证了一座城市与一所学校的深厚情谊，更在岁月的流转中，铸就了一座不朽的时代丰碑。

　　20世纪60年代，国际风云变幻，战争的阴云不时笼罩。为了加强战备，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党中央高瞻远瞩，作出了“调整一线，建设三线”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国防经济建设，沿海边境的重要单位纷纷向内地迁移，旨在在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构建起坚不可摧的工业和国防体系。

　　大连医学院，这所诞生于1947年，在东北乃至全国都声名显赫的医学高校，自然也被纳入了这场波澜壮阔的三线建设浪潮之中。它承载着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培养大量医学人才的光荣使命，拥有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和先进的教学医疗设备，是当时国内实力雄厚的医学高等院校之一。然而，当国家需要它远赴西南，为改变黔北缺医少药的现状贡献力量时，大连医学院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南迁的征程。

　　南迁的号角吹响后，选址成为了首要任务。起初，大连医学院将目光投向了四川自贡。自贡，这座以盐业闻名遐迩的城市，在选址考察中却暴露出诸多不利因素。从基建施工的角度来看，自贡地处地震带，又是盐井区，建筑物的防腐问题亟待解决，这无疑会增加建设的成本和难度。而且，自贡的造价比另一候选地遵义高出38.3%，这对于资源有限的建设项目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量因素。

　　与此同时，贵州省委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诚恳的请求。他们指出，四川已经拥有两所医学院校，而贵州遵义地处山区，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将有大批沿海企业内迁至此。然而，老区人民目前却面临着缺医少药的困境，迫切需要一所医学院校来提升当地的医疗水平。经过权衡利弊，中央最终决定将大连医学院的南迁目的地改为贵州遵义。

　　1965年11月，大连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周洪生和副院长王宪文踏上了遵义的土地。他们与贵州省、市各级领导一同实地考察，经过慎重选址，最终将校址确定在遵义火车站附近的长征公社尖山大队和大山大队区域内。这里背靠大山，交通便捷，周边生活配套设施相对齐全，为未来师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

　　选址确定后，大连医学院迅速行动起来。1966年2月，一支由30余人组成的南迁先遣队奔赴遵义。他们在遵义火车站附近租了一间小旅社，挂出了“遵义医学院筹备处”的牌子，正式开启了艰苦卓绝的筹建工作。与此同时，一支20余人的医疗队也随行而至，其中不乏陈荣殿、李辰等著名专家教授。他们深入遵义农村，开展为期数月的巡回医疗，为当地百姓送医送药，用精湛的医术和无私的奉献，赢得了老区人民的衷心爱戴和高度赞誉。

　　基建工程是南迁工作的重中之重。1966年4月10日，新校址破土动工。承担建设任务的是建工部四局三公司的400余名专业土建工人和200多名民工。他们按部队建制编为三个连队，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施工一线。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条件有限的年代，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大连医学院本部还调拨了学生铁床600张及一批桌椅，托运到遵义，为工地施工工人提供了必要的生活和学习条件。

　　在基建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建设者们的心血和汗水。从工程设计到施工管理，从材料采购到质量监督，他们都严格把关，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工程设计遵循节约原则，反对“大、洋、全”，教学、办公及实验室每平米造价控制在80元，生活福利用房每平方米不超过40元，宿舍单元房屋内不配厕所、不修烟囱，尽量降低造价，每户平均居住面积不大于18平方米，集体宿舍每人平均3至3.5平方米。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1969年初，7万平方米的校舍终于在遵义市的一片丘陵山冈上拔地而起，红砖墙、灰瓦片的教学楼、宿舍楼和实验室错落有致，静静地等待着大连的师生与家当的到来。

　　1969年4月至6月，是大连医学院南迁的关键时期。这场跨越千里的迁徙，承载着2636人的梦想与希望，也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全校教职工、64级和65级学生、第一附属医院职工以及全部仪器设备、家具等，都要从渤海之滨的大连，搬迁到黔北大山的遵义。

　　为了确保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铁道部特批了直达专列。然而，这趟专列的条件却十分艰苦。专列多由闷罐车改造而成，少数硬座，压根没有卧铺。人挨着人、行李摞着行李，车厢里拥挤不堪，转身都十分困难。路上为了安全，不许随便下车，吃喝只能靠自带干粮和水壶。饿了就啃几口馒头，就着咸菜；渴了就喝几口凉白开；如厕则依靠临时简易便桶，滋味着实难言。

　　尽管条件艰苦，但专列上却充满了温情与坚守。女学生晕车吐得昏天黑地，师生们轮流照料，给予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老教授抱着年幼的孩子，一路哄睡，生怕孩子的哭闹影响到他人；年轻医生紧紧抱着手术器械，一刻也不松手，生怕这些看病救人的“宝贝”受到丝毫损坏。车厢里没有喧嚣的吵闹声，大家或唠着大连的趣事，或回忆着家里的亲人，或哼唱着革命歌曲，歌声、笑声、交谈声交织在一起，飘向远方，成为了这趟迁徙路上最动人的旋律。

　　在这场南迁行动中，还有一部分人是经由上海前往遵义的。由于学院里有不少教职工是上海人，他们希望在去贵州遵义之前，能到上海探望一下亲人。经过同意后，他们统一乘船先到上海，在上海停留数天，再统一乘火车前往遵义。这种人性化的安排，让教职工们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也更加坚定了他们南迁的决心和信心。

　　专列抵达遵义后，百姓们敲锣打鼓，热情欢迎大连医学院师生的到来。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片尚未完全完工的校园。校舍虽然建成，但门窗未齐、墙壁沾灰、桌椅未摆，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师生们没有丝毫抱怨，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安顿和建设工作中。男教职工们搬运桌椅、粉刷墙壁，女教职工们擦窗户、扫院子，小伙子们爬高装电灯，老教授们蹲地摆器材，大家齐心协力，热火朝天。经过几天的努力，校园焕然一新，展现出了勃勃生机。

　　然而，生活上的困难才刚刚开始。遵义地处西南，气候潮湿，与大连的气候差异巨大。师生们初来乍到，水土不服的问题接踵而至。好多人起湿疹、拉肚子，有人吃不惯辣，肠胃不适，但无一人叫苦叫累。食堂师傅们努力学习做东北菜，尽量满足师生们的口味需求；同事之间互相送药照应，彼此关心，共同克服困难。夜晚，大家挤在收拾好的宿舍里，没有暖气，春寒潮湿，几人挤睡盖着大厚被仍觉寒冷，但他们的心却是温暖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肩负着改变遵义医疗现状的神圣使命。

　　安顿未久，学校便开课了，附院也开始接诊。师生们自发组建医疗小分队，背着药箱，踏上征程，深入到遵义周边的偏远村寨进行义诊。山路崎岖不平，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就靠两条腿，翻山越岭，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些需要帮助的地方。在村寨里，他们免费为村民看病发药，为老人量血压、为娃娃打疫苗，遇到难产产妇，他们抬着担架送医；遇到骨折村民，他们就地处理后再护送下山。他们的身影穿梭在大山深处，他们的足迹遍布遵义村寨，他们用医术和爱心，为黔北大地带来了健康和希望，让南迁的意义真正落在了百姓的安康里。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创业过程中，周洪生院长无疑是大家的主心骨。他看到师生们水土不服、办学条件艰苦，心急如焚，一趟趟地跑省里反映情况，要物资、求支持。一次，他在去贵阳汇报病情的路上，不幸遭遇车祸，翻进山沟，胳膊腿擦伤、额头缝针，但他仅仅歇了两天，便拄着拐杖回校忙活。有人劝他别拼，他却坚定地说：“我是院长，要对师生负责、对遵义百姓负责，南迁这般悲壮，总得把学校办起来才对得起这份奔波。”在他的带领下，大连医学院在遵义稳稳地扎下了根，逐渐发展壮大。

　　时光荏苒，到了1978年，国家的政策发生了调整。大连市已经有了理工类、文科、财经类等高校，唯独缺少一所医学院。先前留在大连的医学院教职工向市政府提议恢复大连医学院，这一提议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经过慎重考虑，国家决定恢复大连医学院，并在大连原址复校。

　　然而，这一决定却让经历过南迁的师生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魂牵梦绕着渤海之滨的故乡，渴望回到那片熟悉的土地；另一方面，遵义这边刚刚有了起色，病人盼着看病、学生盼着读书，一走便塌。组织上充分尊重大家的选择，本着自愿的原则，让教职工们自行决定去留。

　　大多教职工选择了回乡，故土难离，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却有四十多位老师主动留下，他们说：“遵义少医缺教，南迁时我们来扎根，如今更不能走，这儿早是第二故乡。”他们放弃了归乡的机会，守着遵义医学院深耕细作，将自己的后半辈子都献给了西南的医学教育事业。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担当，什么是奉献，什么是坚守。

　　那些留在遵义的学生们，也深受老师们的感染和影响。他们深知自己肩上肩负的不仅是个人前程，更是遵义医疗的希望。他们刻苦学习，勤奋钻研，跟着老师进山义诊，跟着医生查房，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奉献中成长成才。后来，他们多半留在了贵州，成为了贵州第一批本土医学人才，行医教书一辈子，把大医精神代代相传。

　　如今，大连医学院已经复校发展为大连医科大学，仍是东北医学重镇，在医学教育、科研和医疗服务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留在遵义的师生们，也把遵义医学院办得声名远播，成为了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名院。遵义百姓看病再也不用翻山越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大连与遵义，这两座相隔千里的城市，因为大连医学院的南迁而紧密相连。两所医学院依旧情谊深厚，互学互帮，共同为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着力量。这场悲壮的南迁，虽然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它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却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大医人，在听党指挥、服务大局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守护人民的健康、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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