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是曾参加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老同志。当年北京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每年正月初三相聚一次，邓力群健在的时候，每年都参加。

　　邓力群是湖南桂东人，1929年14岁小学毕业，考入长沙兑泽中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邓力群的胞兄邓飞黄是国民党左派，时任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要邓力群转学北平。1931年邓力群16岁时随母亲等亲属来北平，住在东城区赵家楼胡同邓飞黄家里，当年9月考入北平汇文中学。

　　邓力群刚入汇文中学，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邓力群等热血青年多次上街游行，抵制日货，宣传抗日。

　　在汇文中学期间，邓力群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还认真做笔记，向同学推介。这些书籍促进了邓力群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转变。

　　邓力群读过的书籍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中国左翼作家的书，如鲁迅的小说、杂文，还有鲁迅翻译的作品等；马列主义书籍，如列宁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

　　邓力群目睹了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欺辱。东交民巷有各国驻军，东单公园当时是外国兵营的操场，大同医院旁边是日本兵的驻地。邓力群上学经过的几条街都有外国军队，汇文中学在崇文门，出来就看见外国军队耀武扬威，还经常看见外国人去妓院，在街头殴打中国的车夫。这些都深深刺痛了邓力群的心灵，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

　　邓力群也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1933年暑假，邓力群去南京探亲，在南京接触了一些国民党的公务人员。这些人的生活就是打麻将、找歌女、互相请客吃饭，没一个人谈论民族危机、国家存亡。邓力群深感不能指望这些人来挽救民族危亡。邓力群的父亲曾提起自己在老家的一段经历，对邓力群说红军军民关系好，官兵平等，纪律严明，不像国民党贪污腐化，认为红军、共产党是有希望的。

　　在汇文中学期间，邓力群接触到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第一次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邓力群的远房表哥胡平（扶屏），在北平今是中学读高中。胡平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他经常带邓力群看进步电影，引导邓力群看进步书籍，向邓力群传播一些革命消息，用进步思想影响邓力群。1932年以后，邓力群与胡平一起在东安市场买到了中共地下党出版的一些秘密报刊，上面登载着各地红军发展的消息和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邓力群逐渐把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于1933年春正式向胡平提出入党请求。胡平说过些日子找人来和邓力群谈入党问题。邓力群晚年回忆说：“1933年春天，可以说是我思想的转折点。”其标志就是正式提出入党请求。

　　提出入党请求没几天，有一个人来找邓力群。来人把一封信塞给邓力群。原来是胡平托他捎来的，Kaiyun官网登录信中说胡平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时被捕，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让邓力群给胡平送点吃的东西，并给这个捎信人一两块大洋。信中还提到，胡平有两个书架和一张靠背椅，寄放在中国大学一个叫孙光的学生那里，让邓力群去取。邓力群估计孙光也是一个革命者，取东西时又向孙光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这是邓力群在严酷的环境下第二次提出入党请求。孙光对邓力群说，你还年轻，不要着急。没想到过了几天，孙光也被捕了。

　　邓力群买了东西去草岚子探监，一进胡同就看见监狱阴森的围墙，听到沉重的镣铐声。当看见胡平戴着手铐、脚镣时，邓力群心如刀绞，大哭一场。以后每隔一两个月，邓力群就去给胡平送点吃的东西。胡平特别喜欢吃咖喱角，邓力群每次去都带一两斤。也由此邓力群一辈子都对咖喱角有感情。邓力群以为这些点心可以够胡平吃三五天或一个星期，可胡平来信说，他给难友每人分一份。这段经历，增强了邓力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慨和仇视，对革命者的同情和敬仰。

　　时代的风云，现实的刺激，特别是与革命者的直接接触，使邓力群树立了这样一个信念：抗战只有靠共产党，不能靠蒋介石、汪精卫，这是邓力群投身抗日救亡、参加共产党的思想和感情基础。

　　1934年邓力群全家在南京合影，中排坐者为邓力群父亲邓肇垣和母亲邓唐氏，后排左起为邓力群、邓力成、李翠莲（邓力成原配夫人）、王荟君（邓飞黄夫人）、邓飞黄、邓建黄

　　1934年寒假，邓力群又去南京探亲，邓飞黄看了邓力群的日记，了解了邓力群的思想倾向，与邓力群做了一次坦诚的谈话。邓飞黄说，他不反对邓力群信仰共产主义，只是希望邓力群在大学毕业、独立生活之前不要参加政治活动，专心做学问。只要真正有了学问，有了本事，国民党要用，共产党也要用。他希望邓力群学水利，说黄河为害中国几千年，多少朝代、多少人都没治好，学水利工程将来能主持治好黄河，就会造福几千万人；只要邓力群有这个决心，在大学毕业后，他可以送邓力群去英国留学。

　　邓飞黄还告诉邓力群，经过蒋介石军队的“围剿”，红军和共产党已退出江西，沿途被围追堵截，剩不下多少人了，即使将来共产党能发展、能胜利，至少也要几十年以后。他指着桌子上的一本书说，蒋介石军队“打败”红军的事情，书上写得很详细，要邓力群好好看看。

　　作为同胞兄弟，邓力群对邓飞黄是尊重和有感情的，但以邓力群当时的思想状态，已经听不进邓飞黄的这些话了。邓飞黄要邓力群看的那本书，邓力群连动都没有动一下，转身就走了。邓飞黄后来对家人说，力群这个人脾气很执拗，他如果打定了主意，不管你说多少话，讲多少道理，也改变不了他。

　　1935年日本侵华加剧，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民众爱国情绪高涨。当时冀东反共政府成立，华北五省酝酿“自治”，天上日本飞机进行侦察，地上日本陆军武装演习，亡国危险降临。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邓力群也愈来愈无法安稳地读书了，邓力群晚年回忆说：“这时，我已经确定了自己前进的方向：跟着共产党抗日，为解救民族危亡奉献自己的青春！”

　　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时，邓力群20岁，是汇文中学高三甲班学生。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到新华门游行，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邓力群当天在汇文中学食堂吃饭时，听说学生上街游行，挨了警察的打，还遭到高压水龙头的冲击。

　　两三天后，参加一二九游行的燕京大学学生到汇文中学串联，敲钟、呼喊，召集同学们到体育馆开会。邓力群当时正在上物理课。老师见稳不住学生了，就说，你们要去就去吧。汇文中学全校学生就聚集到体育馆。邓力群到会场时，燕京大学的学生正在讲遭军警镇压的情况，声泪俱下，慷慨激昂，呼吁汇文中学的同学声援他们。汇文中学的同学当场一致同意立即长期罢课，和其他学校的同学统一行动，加入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

　　会上商议成立非常学生自治委员会（以下简称“学自会”），先推选委员，再推选会长、副会长。邓力群所在的读书小组有一个湖南老乡钟慕远（钟国元），他在会上提名邓力群为委员，获得一致通过；之后开委员会，又一致推选邓力群为会长。从此以后，邓力群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邓力群马上带领学自会组织罢课。当时学校有七八百名学生，罢课后，家在外地的同学，有的回家了；家在北平的同学，有的也不到校了；余下在校坚持罢课的有300多人。

　　鉴于一二九游行发动得不够广泛，加之国民党当局要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决定12月16日再次举行全市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邓力群向留校学生传达了这个决定，于12月16日当天指挥同学们排好队列，邓力群等几个学自会会长、副会长站在第一排，走向校门，开始游行。但门口已被警察封堵。当时汇文中学和慕贞女中（现崇文门内大街后沟胡同附近）同在教会区建筑群内，彼此之间没有分隔，邓力群就带领大家绕到慕贞女中的后墙，从后墙外走到城墙，再从城墙底下的一条路转到崇文门大街。汇文中学当年的位置大致是今天崇文门内船板胡同附近。

　　游行队伍走过崇文门大街、和平门大街，邓力群带头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他当时非常激动，因为抗日救亡平时只能悄悄说，不允许公开宣传，现在可以大声疾呼，压抑已久的情绪爆发了。一路都有警察监视。游行队伍原来想与北师大和北师大附中（在今北京市西城区和平门一带）学生会合，可到北师大和北师大附中时，保安队用枪托、皮鞭等对学生大打出手，游行队伍被打散。

　　邓力群晚年回忆说：“我们一部分人就跑到师大附中去。他们正在上课，我们就喊他们到操场开会。看到救亡学生被打伤，群情激愤。我登台介绍游行示威受到镇压的情况，讲着讲着，痛哭流涕。师大附中的学生一致表示参加罢课，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是李德伦的姐姐，名叫李菊同，后来和我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说，你那次在操场上流着泪的演讲，慷慨陈辞，把我们都鼓动起来了，再也不能安心上课了。从此，她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李德伦传》记述的当天情景是：“快到中午时，突然看见外校的几个学生从学校南门跑进来，到小西院的卫生室去了，其中一个学生头破血流，被送进来包扎，原来是汇文中学的邓力群，他游行时在南新华街被警察打了。李德伦听到这一消息，马上跑去敲钟，召集同学们在操场集合，让邓力群介绍游行的经过，同学们高喊：‘我们也要参加！’”李菊同回忆当天的情景是：“忽然有人搀扶着外校几个受伤的同学从大门进来，他们头上脸上都是血，被送到校卫生所。……受伤同学被包扎后，学生会立即在操场集合，头上绑着绷带的汇文中学邓力群介绍了游行情况。”

　　一二·一六游行过后的一两天，一二九游行总结大会召开，地点在燕京大学最高一层阁楼上，邓力群参加了会议。阁楼很矮，不能站直，只能坐着；前面正中间放一张桌子。主持会议的是北平第一届学联主席、北平女一中的郭明秋，她的身边有一批老党员，其中一个是成城中学的徐化一，大家都叫他大徐。出谋划策的是清华的姚依林。姚依林18岁，比邓力群小两岁，是富家子弟，清华的高才生，非常能干。会议开了将近一整夜，要求已经参加运动的学校，用各种办法把那些没有罢课的学校吸引到运动中来。

　　这时核心城区的大学和中学受国民党军警的压迫更厉害了，学联继续在女一中、燕京大学活动遇到困难，学联的办公地点就迁到汇文中学的一个地窨子，这是汇文中学学生会的会议室。汇文中学一度成为北平大中学生运动的中心。

　　学联办公地点转移到汇文中学后，邓力群组织纠察队，保护学联同志的安全。邓力群还负责刻蜡版、油印，分发宣传品。学联主持工作的是黄敬、姚依林，他俩几乎每天都来，约人谈话，开小型会议，起草宣言、传单。邓力群在这里认识了黄敬和姚依林。姚依林下笔很快，宣言、传单一会儿就写出来了，邓力群很佩服。据邓力群回忆，从外貌来看，姚依林比邓力群年龄大，实际上比邓力群小，但上学比邓力群早。

　　1936年1月底，学联在汇文中学的办公点被落后的同学发现了，这时学联的负责人是黄华，他在2月上旬又把学联搬到其他学校办公。

　　1935年12月下旬，中共北平市委召集北平学联开会，决定联络天津各校组织宣传团，由平津南下，到农村扩大抗日宣传。

　　国民党政府为了分散学生力量，瓦解学生斗志，宣布提前放寒假，很多学生都回家了，留在各校坚持斗争的是一批积极分子。邓力群带领留校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宣传团，其中有钟国元、侯晓兰等人。

　　大约1935年底1936年初，学联通知参加南下宣传团的人到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集中，在农学院集中的有将近200人。与汇文中学编在一个小队的有成城中学的徐化一、王念基，女二中的小杨等，共十多人。徐化一是负责人，他同团部有密切的联系，团部的负责人有董毓华、宋黎等。董毓华是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总指挥，宋黎是副总指挥，指挥部派他们二人到宣传团第二团加强领导。

　　宣传团在1936年1月3日傍晚出发，经过丰台西边，沿平汉路南下。邓力群的任务是在大会、小会做口头宣传，几乎每次都讲得痛哭流涕。侯晓兰参加先遣队，工作积极，非常辛苦。

　　走到固安县，反动派关上城门不让进去，宣传团就住在县城外大车店里。当地有个小学教员王雨山，冒着生命危险，深夜带学生出城前来慰问，邓力群等深受感动。

　　一两天后天津的宣传团也到了。1月9日，北平、天津两地的宣传团会合，召开全团大会，讨论宣传纲领和口号。有人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有人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人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热烈争论。团部的人反驳了第一个和第三个口号，最后会议通过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队伍继续向南走，到新城县（大致在今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一带）的一个镇子被堵住。国民党的警察和便衣去了几车，把宣传团队伍打散了。突围出来一起走的有邓力群、孙敬文、徐化一、王念基、钟国元、侯晓兰等人。途中徐化一介绍邓力群、王念基、钟国元、侯晓兰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邓力群还向徐化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这是邓力群第三次提出入党要求，徐化一说过一阵子再说。

　　邓力群等突围出来的人来到新城县大典庄。一天黄昏，从北平开来两辆大汽车，坐了一批便衣警察，把邓力群等人围在住宿的小学校里，进行搜查，扬言第二天要把他们全部押回北平。半夜里，团部率领大家从学校后门跑了出来，邓力群和汇文中学的几个同学以及徐化一、王念基也跑散了，邓力群等人到了任丘县城，还没找到徐化一他们，以为他们回北平了，只好回北平找他们。

　　1936年1月的一天，徐化一、王念基到汇文中学找邓力群，对邓力群说，他们后来到了保定，召开了全团大会，一致同意以宣传团为基础，筹备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组织，于1936年2月1日正式成立，其首要任务是：“一、揭破汉奸及其走狗的阴谋，并打击其种种阴谋的破坏手段；二、联合一切抗日反帝力量，无党无派，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一致团结起来。”

　　民先队组织有总队部和地方队部，地方队部又分总队和区队、分队，各学校建立分队，徐化一要邓力群负责成立汇文民先队分队，担任分队长。据邓力群回忆，经他介绍加入汇文民先队分队的有：白树荣、钟国元、罗邦英、余潜、吕潮、王鸿志、郭海长、侯晓兰、吴宝田等。

　　过了几天，徐化一约邓力群和王念基一起去王念基的家乡新城，与宣传团经过时遇到的进步分子建立联系，介绍他们加入革命组织，开辟当地的工作。当时找到的进步分子有小学教员胡子寿，也把王雨山约来，另外还有一两个小学教员。具体加入的是什么组织，徐化一没对邓力群说。一般谈话邓力群和王念基都参加，但具体的组织关系都是徐化一分别和进步分子谈的，邓力群和王念基不参加。很快从北平或天津来了人，徐化一把新发展的组织关系交给来人，邓力群三人返回北平，前后有一个星期左右。

　　大约3月，民先队总队部要邓力群担任东城区的民先队区队长。领导东城区队的是总队组织部部长孙传文（孙陶林）。之后，北平总队部的交通员贺凌（两吉女中民先队分队的负责人）转给邓力群5个民先队分队负责人的关系。东城区民先队区队共有6个分队，包括汇文中学、大同中学、精业中学、两吉女中、中法大学，以及在鼓楼西边路北的东北中山中学。汇文分队有10多人，其他分队人数不等，有七八个的，有五六个的，少的只有三四个人。分队的负责人是：汇文中学邓力群、两吉女中贺凌、中法大学陈大东、大同中学彭柏良、东北中山中学徐树贵。区队部的组织、宣传没有专人负责，都由各分队的负责人兼管。

　　这时得到情报，国民党当局已经盯上邓力群，便衣警察经常到汇文中学宿舍门前搜寻邓力群，邓力群随时可能被抓。白树荣劝邓力群躲开，邓力群与徐化一商量后，搬到西城徐化一住的公寓里。

　　4月上旬，邓力群又从西城搬到沙滩中老胡同公寓住。此后，邓力群与徐化一就没有工作联系和组织关系了，但作为朋友还常有来往。

　　在从事民先队工作期间，邓力群还兼任北平学联的执行委员，参加学联的工作。当时学联负责人已经不是姚依林，而是黄华。

　　国民党的压迫越来越厉害，他们采取多种办法加强对学生的管制：以整顿校规校纪为名整治学生；派警察把守校门，监视学生行动；逮捕学生运动负责人。在学联会议上，邓力群等人主张学联再组织一次游行，进行反抗。黄华比较稳重，认为条件尚未成熟。1936年2月23日，军警逮捕了求实中学学生郭清，3月11日郭清在监狱被折磨致死。消息传开，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学联再次开会，黄华也主张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对学生的迫害。

　　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发表《为追悼郭清死难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各校学生：“要以扩大的行动来追悼郭清，要用战斗来响应全国民众对日作战的要求。”

　　当天还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追悼会，2000多人到会，大多是民先队队员；由于反动派高压压制，普通群众来得很少。邓力群他们一进去，警察就把大门封死。会上通过了《追悼郭清死难大会决议案》。会后举行抬棺（空的）游行，史称三三一抬棺游行，邓力群参加了。北大当时的地址在沙滩，一些学生撞开北大三院院墙的小门冲出，还有一些学生翻墙出去。大家游行到东华门，向北池子进发，但前面被警察拦住，后面又被警察追上，一下子把队伍打散了。当场有四五十人被捕，包括黄华，还有汇文中学的罗邦英以及教授张申府。后来，通过统战工作，被捕的人陆续放了出来。

　　南下宣传期间，邓力群曾向徐化一提出入党请求，回北平后再次向徐化一提出入党请求。这是邓力群第四次提出入党请求。徐化一让邓力群写自传。自传交上去以后，徐化一对邓力群说，先加入共青团吧，我做介绍人。徐化一还说他也让王念基写了自传，是王念基的入团介绍人。1936年1月的一天，邓力群按约定的暗号去北海公园见一个人，由他主持邓力群的入团仪式。这个人叫王卓，是北大体育系的职员，负责管理新生入学体检。仪式在北海公园西北角小西天庙宇院子的一个角落举行，邓力群心情非常激动。

　　不久，徐化一把邓力群的组织关系转给一个叫邹文宣的同志。徐化一交代，以后邓力群由邹文宣领导。邹文宣与邓力群接了两次头，没与邓力群作专门谈话。邓力群继续做民先队的工作。邓力群不知道邹文宣做什么工作，后来得知他是邹韬奋的弟弟。

　　三三一抬棺游行前后，邹文宣对邓力群说，你以后不归我管了，你的关系转给王大彤。王大彤是中国大学的学生，在东城做党的工作。4月上旬，邓力群向王大彤提出入党请求，这是邓力群第五次提出入党请求。同月下旬，王大彤通知邓力群说，根据你的要求，党组织已经讨论通过，同意你入党，不必再履行别的手续了。王大彤没有说要不要候补期。邓力群晚年回忆说：“就这样，我从一名共青团员转成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入党后，王大彤要邓力群担任区委干事。是区委的组织干事还是宣传干事，王大彤没说，邓力群也没问。实际上组织工作、宣传工作都做。做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上线可以到下线这里来，下线不能到上线那里去。还有个规矩，就是上线可以问下线，问什么都如实讲，不能隐瞒，要忠实；下线不准问上线。所以邓力群没有问区委有哪些人，区委的所在地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些情况。

　　邓力群知道王大彤本人一直住在西城，但不知道东城区委的地点在哪里。当时党的组织机构不可能那么复杂，甚至连机关、办公地点都不一定有。王大彤住在西城，工作在东城，也感到跑来跑去很不方便，他曾和邓力群一起到东城胡同里转，看电线杆上的租房广告，但看来看去没有合适的房子。

　　王大彤交给邓力群的任务是，继续做民先队的工作，管六七个分队，从中发现要求进步的好同志，介绍他们入团，并负责建立团支部。邓力群最先在汇文中学介绍了六七个人入团，包括白树荣、余潜、罗邦英、钟国元、侯晓兰、吕潮等；成立了共青团的支部，邓力群担任团支部书记，后由白树荣接任。

　　接着在东城区队的其他分队，包括大同中学、两吉女中、精业中学、中法大学和东北中山中学分队，在各学校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开始还有沙滩分队，但很快就转出去了。邓力群先后介绍贺凌、徐树贵、陈大东、彭柏良等加入共青团。程序比较简单，就是每个分队先介绍一个人，要他写自传，通过邓力群转给王大彤；然后进行了解，经过上级同意，就成为团员。第一个入团的人再介绍本分队其他人入团，也是这个程序。第一个入团的大体上是民先队的分队长。经过4月、5月、6月三个月的工作，在民先队中建立了9个团支部。当时成立的团支部起码3个人。每个支部3人，7个支部就是21人；汇文中学多一些，有七八个人；第一批团员总数不超过30人。

　　各民先队分队、各团支部，一般是一个星期见一次面或开一次会。会上主要谈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形势，邓力群谈的多是从上级听来的，或文件刊物上看到的内容。二是当前工作。大家谈谈情况，也交流一些经验，邓力群谈的多是上级指示，也结合形势进展提出工作意见。邓力群晚年回忆时说：“我以及他们，都是革命热情高，但具体经验很少，工作办法很少。谈的内容空话多，实际少，眼前事务多，路线政策少。大家的工作都比较浮，不同程度上都有脱离群众的毛病，只是同“左倾”进步人士谈得来，同中间分子谈不来，更不愿接近学生中的落后分子。”

　　1936年七八月间，王大彤向邓力群传达了党中央的一个通知，党中央决定取消共青团的组织，以前入团的团员统统转为党员，不要候补期，团龄就是党龄。邓力群通知了9个团支部，全部团员转为党员。团支部转为党支部后，仍由邓力群领导。邓力群的任务就是在民先队的基础上建团，然后再转党。从建团到转党也就是三四个月，时间很短。

　　在开展建团转党工作的同时，邓力群还组织学生参加六一三大游行。1936年6月13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邓力群领导团支部、民先队分队，组织6个学校的学生参加全市学生和群众的大游行。汇文中学参加的有300多人。王大彤要求邓力群游行时不能露面，邓力群当天没有上街。这次动员的群众比较多，不单是积极分子的行动，而是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结合在一起的行动，促进了民族觉醒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放暑假时，王大彤母亲病了，他要回老家一趟。走之前，他找邓力群谈话，说以后秘密工作的人和公开工作的人要分开，问邓力群今后愿意做党的工作还是愿意做民先队的工作，邓力群说愿意专做民先队工作。王大彤说，那以后你管的那些支部的关系就转出去。王大彤回老家之前，邓力群就把所管的六七个支部的关系交给王大彤，由他转给别人。至于转给谁了，王大彤没说，邓力群也不能问。王大彤那次回家以后，得了肺病，抗战期间一直在家养病，解放战争后才重新恢复了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山东师范学院副院长。

　　为了掩护秘密工作，需要一个合法身份，于是1936年邓力群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当年9月入学，取得大学生的公开身份。党的组织关系也转到北大，跟东城区委和王大彤的联系就断了。

　　邓力群考上北大，邓飞黄很高兴。当时，邓飞黄正在英国伦敦留学，特意买了英共负责人杜德讲世界政治的书寄给邓力群，这是一本英文原版书，邓飞黄要邓力群好好练习翻译，提高英文水平。邓力群借助辞典可以读下去。

　　邓力群到北大经济系报到后，住进三院集体宿舍。先后与邓力群同在北大经济系支部过组织生活的有四五个人，包括顾大椿、曹盼之等。北师大附中学生李菊同也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与邓力群同班，邓力群介绍她入了党。

　　在北大，邓力群名义上是学生，实际上是以学生身份作掩护，专门搞救亡运动。这时邓力群被调到民先队总队部担任组织部部长，邓力群晚年回忆说是“被调到总队部组织部当干事，负责领导西城区队部，区队长是李践为。陈大东接替我当东城区队长。是不是由我领导，记不准了”。据李菊同回忆，1936年的一天，邓力群通知她担任民先队三区队组织委员。三区队队长是陈大东，宣传委员是吴宪。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天，北平市学联组织了一次全市学生的游行示威，邓力群全程参加了。这次游行组织得很好，采取游击队的办法，化整为零，又化零为整。先是各校学生分别在所在地游行，中午会合到沙滩北大广场开大会，到会的有三四千人，派出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交涉，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请愿。宋哲元表示愿意接见学生，要大家到景山公园等他。学生队伍进去以后，警察、保安队守住了大门，架起机关枪，不准任何人出入。一直等到天快黑了，宋哲元才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代表他来讲了几句话。学生提出的要求，秦德纯答应转达宋哲元。学生们要求列队回校，警察不得阻拦，秦表示同意。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回到南京以后，国民党经过它在学校的党员，组织一些落后的学生举行了所谓庆祝游行，并且成立了北平所谓的“新学联”，反对原来进步的“老学联”。各大学斗争很激烈，斗争的焦点是学生会的领导权。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组织、民先队、学联，都加强了各个大学的工作。1936年12月底或1937年1月初，民先队总队部把邓力群下放到北大，担任北大民先队分队长，仍由孙传文（孙传文曾担任过北大民先队分队长）领导，同国民党进行争夺学生会领导权的斗争。“新学联”企图在学生会改选中控制各年级各班学生代表的选举，邓力群等则在改选中进行反击或进攻。北大民先队分队有六七十人，开了几次全体会议，讨论斗争策略和行动方针。那时公开以民先队队员身份出现实际已经是党员的除邓力群外，还有孙传文、朱穆之、曹盼之、刘居英、顾大椿、李菊同、王季青、陆平、宋尔纯兄弟、阎顾行、杨裕民。斗争的结果是，进步学生代表占了绝对优势，北大学生会仍然稳稳地掌握在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手中。

　　1937年2月，邓力群经过孙传文向中共北平市委提出去延安的请求，市委同意后，邓力群与贺凌（1936年邓力群与贺凌结婚）、刘刚（孙传文的表弟）一起奔赴延安。邓力群从此结束了在北平的抗日救亡活动，踏上了一个革命家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