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年代初建成的。1933年，蔡汉卿将希昌里转给大陆银行，遂改称“大陆里”。和其他老汉口的街区一样，这里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但当一排排鲜艳的国旗和党旗映入眼帘时，毫无疑问，这里便是我们此行所要探访之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向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就诞生于此。

　　据《武汉市志•文物志》记载，新华日报社在武汉期间曾租用大陆里六幢住宅（即今大陆里4—9号），分别作为编辑部、印刷厂和工作人员的宿舍，占地约6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00多平方米，均是二层里弄式民房，砖木结构。房屋坐北朝南，进门处是天井，每个门洞皆类似上海石库门，以麻石砌筑，采光良好，通风顺畅，冬暖夏凉，1983年4月被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Kaiyun位。

　　曾经在这里，《新华日报》发出一篇又一篇檄文。在它的呐喊、熏陶和感染下，有无数仁人志士为抗战贡献了物质和精神力量，更有无数热血青年奔赴前线为抗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深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6年，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扭转了当时中国的时局，国共进入第二次合作期。事后，毛泽东强调抓紧办两件事：一件是办学校，培养干部；一件是办报纸，宣传党的主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当天，周恩来便飞抵上海，准备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当时，要在国统区创办报刊，必须获得国民党当局认可。10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经过反复交涉，争取到在国统区公开合法出版发行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权利，并准备在南京筹备出版。根据当时国共谈判中关于释放政治犯的条款，一些被捕的中共党员获得了自由。经周恩来点名推荐，并经毛泽东批准，刚出狱不久的潘梓年（潘汉年堂兄）出任新华日报社社长，负责报社全面工作，从苏州反省院获得自由的华岗、章汉夫等也成为报社骨干。

　　国民党虽然口头上保证言论出版自由，同意共产党在国统区办报，暗地里却做手脚，百般阻拦。不久，日军逼近南京，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和重庆。11月20日，李克农和叶剑英由南京电告毛泽东和张闻天称：《新华日报》在南京已不可能开办，报社人员均先赴武汉，到武汉后，即继续办理合法手续；但估计国民党还要采取“拖延态度”，故潘梓年和章汉夫可先去武汉从事文化活动。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中国共产党继续为《新华日报》的创刊而努力。而此时国民党采用的手段是让湖北省政府出面阻拦，不让《新华日报》在湖北省境内出版。潘梓年了解到，汉口市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申办杂志控制较松，于是他决定先申办《群众》周刊。申办杂志的注册费昂贵，好在汉口市政府经办注册的是一位同情共产党的青年，他主动提出以后补交费用，先给办理注册。当时报社囊中羞涩，连置办办公家具的钱也筹不齐，也是得到一位同情共产党的商店业主的帮助，租了一批家具让报社临时使用。

　　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上层一直在为出版报纸与国民党方面交涉。经过周恩来等与蒋介石的谈判，终于得到了蒋的同意。1938年1月9日，周恩来为即将出版的《新华日报》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周恩来还指出《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1月11日，《新华日报》迎来了历史性时刻，汉口府西一路149号（今汉口大陆里4—9号）报馆门前举行了隆重的创刊仪式，时任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应邀赴会。报社还在《大公报》《武汉日报》显要位置刊登广告，宣称《新华日报》是“非常时期人人必读的报纸”。至此，《新华日报》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斗志的全国性报纸，发行部就设在大陆里临街的平房内。

　　《新华日报》于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诞生，在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中成长。在抗战时期，它一直顽强地战斗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声的重要武器。今天，武汉大学图书馆文献部收藏有民国时期影印版Kaiyun《新华日报》。翻阅当年的老报纸，历史的硝烟，时局的险恶，民族的存亡，仿佛近在眼前。

　　《新华日报》在发刊词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抗战救国立场和办报宗旨：“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的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记载者；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的个人、集团团体、党派的共同的喉舌。”今天重读当年的发刊词，剑气箫心可感，精神风骨仍存！

　　整份报纸只有一大张，每日出版对开四版。每版通长52厘米，通宽37厘米。报头由周恩来邀请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题写，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诚邀国民党共同抗日的决心，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友好象征。头版报眼部位刊登了漫画家胡考的一幅木刻版画，一名军人在振臂高呼，标题为“巩固团结，抗战到底”。报纸设有社论、文摘、国内要闻、国际新闻、“团结”副刊和读者信箱等内容板块，刊登消息、通讯、来信等，揭露日寇暴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报道后方民众踊跃支援前线的事实，鼓舞人民的抗战热情；报道青年救国团等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的活动，促进抗日救亡活动的发展。

　　为了保卫武汉这个抗战重镇，《新华日报》在创刊后第三天即发表社论《怎样保卫大武汉？》，对日寇进攻我国的第二期作战计划作了周详分析。

　　1938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董必武的题词：“拥护抗战到底， 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层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组成抗击日本侵略的坚强统一战线。

　　此后，《新华日报》不遗余力地吹奏起保卫武汉的号角，连续发表了《保卫大武汉》《武汉——已经临到紧急关头》《抢救武汉必须真正动员民众》 等社论近30篇。其中，《共产党员在保卫武汉中的责任》一文中写道：“……愈是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应当愈加表现他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坚定、勇敢、艰苦的工作精神，不仅使他自己成为保卫武汉工作中一个最勇敢坚决艰苦的战斗员，而且以自己的热忱毅力和信心来推动和影响他周围的群众。”

　　1938年10月7日至9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了连载3天的长篇社论，题为《论目前抗战形势》，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观点，指出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这篇文章发表后，许多人从惶惑中看清前途，更加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念。

　　在战火纷飞，交通、通信条件都极为恶劣的条件下，《新华日报》克服重重困难，依然能够做到每天采集、编辑、刊登国内国际战事新闻，确保新闻的畅通和时效性，让广大读者第一时间掌握最新消息，实属不易。那些经典名篇，穿越历史风云，光辉不减。毛泽东曾赞誉《新华日报》是八路军、新四军以外的另一重要方面军。它在动乱时局中不断发声，传递胜利的希望。

　　1938年10月，随着日军逐渐包围武汉，各级机关、工厂、学校纷纷西迁，武汉各报于当月20日左右都停刊了，只有《新华日报》还在出版。它是当时武汉人民能看到的唯一一份报纸，在危急关头仍保持着战斗的力量。

　　10月22日，报馆大部分人员撤离汉口，只留下章汉夫、朱世纶、林肖硖等7人继续坚持工作，另有武汉地下党组织派来的9名工人帮助印刷。由于敌机日夜轰炸，报馆已经停止供电，只能用人力来摇动印刷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留下的警卫人员也一起帮着摇，每摇一次都大汗淋漓。汉口最后几天的报纸，就是靠这样的苦干才得以坚持出版。

　　10月24日夜，汉口秋雨淅沥，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来到报馆。他先询问最后撤退的准备情况，接着口述25日要发表的社论，由秘书陈家康笔录，完成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周恩来的口述犹如洪钟落地：“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这一篇口述社论编排出来后，周恩来还逐字逐句校正了一遍。25日凌晨1时，当报纸正在印刷之时，日军已经进入市郊的消息突然从电话中传来。周恩来命令报社其他人员立即撤退，他自己在安排报社最后一批人员撤退并检查了政治部对敌宣传科的工作后，才同叶剑英等撤离武汉。

　　10月25日武汉沦陷，在第287期报纸上，报馆的地址已经变更为重庆苍坪街。事实上，在这一天武汉和重庆出了两份内容不同的第287期《新华日报》。可惜的是，在汉口最后编印的这份报纸至今没有找到。而迁往陪都重庆的《新华日报》，则继续行使着它的历史使命。《新华日报》在武汉出刊发行虽然仅仅10个月，却成为国人了解时局的重要窗口。它像长夜中的一盏明灯, 照亮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前进道路。

　　如今，深藏于汉口老里分的新华日报社旧址，虽然在城市变迁中失去了往昔的光鲜，早期的纪念碑文也已有了被光阴侵蚀的痕迹，但它承载着昨日的辉煌，在岁月的风雨中依然能够穿透时空，打动人心。读着当年的报纸，仿佛能看到新华报人在炮火声中奋笔疾书、以笔作剑的峥嵘岁月。在伟大抗战史上，《新华日报》无疑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奏响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嘹亮号角，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向着胜利奋勇前进！